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通稱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一場全國性政治運動，於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間發生中國大陸境內[3][4][5][6][7]。
文革是毛澤東代表左派發動和領導一系列政治運動之一，認為其正式開始於1966年5月16日出台《五一六通知》[3][8][9][註 1]。
文革普遍認為長達十年[註 2]，新中國社會產生了而影響，並受到鄧小人及其後政府全面否定[3][14][15][16]，故後世負面評價十年內亂[17]、十年動亂[18][19][20]、十年浩劫[21][22][23][24]。
文革前，三面紅旗運動挫敗導致數千萬人三年饑荒中死亡[25]，作為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退居二線[26][27][28]。
中國官方認為，毛澤東防止資本主義復闢，消除黨和政府中修正主義以及腐敗、特權現象而發動文革[4][17][29][30]；有學者認為，毛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協助下發動文革，「反蘇修、反美帝」口號，革命名義批判劉少奇、鄧小平代表「走資派」[3][31]，嘗試重回黨核心[1][2][32][33]。
文革此後一兩年內達到高潮，衞兵中國陸進行全方位階級鬥爭[34]，自1967年1月一月風暴後，全國造反派大規模奪權、建立革委會以取代黨政機關，公檢法體系摧毀，大規模武鬥導致全面內戰[35]，毛澤東個人崇拜達到頂峯[36][37]。
而上山下鄉運動泛化，衞兵運動基本壓制，工人造反派開始領導文革[38][39]；此後，「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政治運動席捲國[40][41][42][43]。
中共右派及温和派人物權力多遭剝奪，民間五類及子女則遭到迫害，而政極左派爭權內鬥、導致接班人林彪九一三事件中死亡，黨內四人幫勢力擴大[4]。
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訂了憲法，國家主席和副主席職務廢除，平息了之前爭議，「毛澤東思想」以及文革四大繼續文革內容寫入《七五憲法》[44][45]。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人於北京懷仁堂發動政變「粉碎四人幫」，持續十年文革結束[4][46][註 3]。
學者研究估計，十年文革導致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人數，200萬到2000萬[50][51][52][53][54]。
從北京「紅八月」起，諸多地區發生了屠殺，包括廣西文革屠殺（及大規模人吃人事件）、內蒙古內人黨事件、廣東文革屠殺、雲南文革屠殺、湖南文革屠殺[55][56][57][58][59]，發生了二十世紀世界人技術災難「河南『75·8』水庫潰壩」[60][61]。
文革期間武鬥以及官方鼓勵批鬥、抄家及告密等行，使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淪亡[62]、整體經濟受重影響（文革結束1976年，國民經濟瀕臨崩潰）[63]、受迫害人數千萬計[50][64]，有大量文物蹟「破四舊」中遭衞兵破[65][66][67]。
眾多中共中央領導人視為走資派而遭迫害，如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十大元帥彭德懷及賀龍、政治局常委陶鑄人迫害致死[68][69][70][71]，鄧小平、陳雲人下放，習仲勳、薄一波人打倒監禁，半文盲農民陳永貴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72][73][74]。
此外，中國科研教育受到衝擊，知識分子成為首要打倒對象之一，視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臭老九」，受到廣泛的批判和迫害[75][76][77][78]。
「兩彈一星元勛」中，姚桐斌毒打致死[79]、趙九章受迫害自殺身亡[80]，其他知識分子如老舍、梁思成、傅雷、熊十力、田漢、翦伯贊、吳晗受迫害身亡，錢學森少部分人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於1966年列出《一份應予保護幹部名單》而受到保護[81][82]。
與此同時，文革期間高考停止，上千萬知識青年進行了上山下鄉運動[38][83]。
文革結束後，串政治鬥爭，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共中央形成了以鄧小平核心第二代領導集體，進行撥亂、平反冤假錯案，啟動改革開放，並修訂了《八二憲法》，而文革期間掌權左派下台後多[84][85][86][87][88]。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選舉胡耀邦接替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並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公開全盤否定文革，並其確立「領導者錯誤發動、反革命集團利用，黨、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內，造成全面而危害」[89][16]。
2016年文革五十週年之際，《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強調要全面否定文革[90]。
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歷史決議》中保持了地全面否定文革措辭[91]。
直到現在，文化大革命部分問題和毛澤東評價世界各地仍具有爭議。
部分觀點批評中共徹底清算文革，使得文革各種影響殘留[92][93][94]。
與此同時，中國現代毛派和左派人士認為，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後人地妖魔化，而文革本身是正確無產階級革命但遭到了以「走資派」首修正主義者抵抗和誣衊[95]；自由派人士認為，毛澤東應該文革後果負主要責任，並呼籲進行進一步政治體制改革[96][97][98][99][100]。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人斯大林模式作為中國國家建設藍本[101][102]。
1953年1956年，中國共產黨人滿懷信心斯大林模式藍本進行中國全面社會主義改造時，赫魯曉夫領導下蘇開始全盤否定斯大林，國際和去斯大林化呼聲迭起，中國受到蘇聯及美國全面國際孤立。
毛澤東反右、階級鬥爭擴大化、防修反修捍衞斯大林模式[101]。
自由派觀點認為，毛澤東經濟政策大躍進中遭到失敗，結果是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後大權旁落，他不甘權力架空、恐懼死後像斯大林那樣否定，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奪權[1][2][33][103]。
左派觀點認為，中共通過五年計劃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後，於經濟建設工作中照搬蘇聯經驗，體制上存在等級工資制幹部特權問題，故毛澤東希望通過「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與「反右運動」自上而下改良來削弱行政官僚攝取工業化紅利[104]。
政治體制自身改革失敗，中國官方觀點認為，毛澤東決定發動體制外民眾力量推動「文化大革命」來抗官僚主義[29][30][105]。
有觀點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培育「新人」而發起，德國中國問題專家奧斯卡·威格爾（Oskar Weggel）認為「新人」應當是那些「無統治社會中關心集體、無私奉獻人，人類歷來的烏託邦幻想中有這樣人」[106]。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後，防修反修成了毛澤東關注焦點。
1956-57年，毛澤東人發起了「百花運動」、「反右運動」，自此中國大陸進入了中國共產黨實質性一黨專政時代，民主制度遭到破壞，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禍[107][108][109][110]。
1957年3月20日，毛澤東南京講到「所以，現在是處這麼一個變革時期：階級鬥爭到自然界作鬥爭，革命到建設，由過去反帝反封建革命和後頭社會主義革命到技術革命，到文化革命。
」「這個，我們進行一個文化革命。
現在，有一些人認識這麼一種變化。
」 [111][112]
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所召開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不僅揭開了批評反冒進序幕，揭開了農業「大躍進」序幕。
會上，毛澤東「反冒進」進行了公開批評。
毛澤東認為，「黨內一些高層領導人之所以敢於他提異議、他冒進思想，因為反個人崇拜而損害了他個人權威。
」[113]
1958年3月，毛澤東成都會議上説：「有些人反個人崇拜。
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崇拜，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東西，我們崇拜，崇拜，崇拜不行。
真理他們手裡，什麼崇拜呢？……另一種是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這。
個人崇拜目的有兩種，一種是崇拜，一種是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問題於個人崇拜，而於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崇拜，不是真理集體領導不成。
……有人反列寧，説列寧裁。
列寧回答很乾脆：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
」[113]
醖釀和發動「大躍進」過程中，毛澤東反覆批評「右傾保守」，強調要破除迷信，要學習蘇聯問題上教條主義和盲目性[114]。
1957年底，「大躍進」口號正式公開提出[115]；1958年，「人民公社」全國範圍內推廣[116]。
毛澤東得出趕超英國「只需要兩到三年，兩年是可能」（1958年6月22日）、「糧食多了可以搞供制，吃飯不要錢」（1958年8月）、鋼產量「索性翻一番，那麼拖拖拉拉幹什麼」（1958年8月）冒進結論[114]。
1958年11月初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毛澤東承認犯了「冒失」錯誤，開始糾「左」，他表示：從前別人反我冒進，現在我反人家冒進[114]。
但同月毛澤東認為：「今年9000億斤糧食，是7400億斤，7400億斤當數，其餘1600億斤作謊報，。
」[117]而當年實際糧食產量3400億斤[118]。
中共中央和毛雖然看到一些問題，但問題程度估計[119]:32，當月武昌會議上，生產指標壓縮，1959年鋼產量計劃3000萬噸降至2000萬噸[120]，然而1959年鋼產量1387萬噸[121][122]。
1959年7月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廬山召開，通過了《保衞黨總路線、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決議》和《關於彭德懷同志首反黨集團錯誤決議》[123]。
廬山會議原本是要整頓1958年躍進中出現「左」錯誤，但後變成了反「右」。
起因是7月14日， 國防部彭德懷寫了一封「是寫主席自己作參考信」毛澤東，批評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要阻止斯大林晚年危險」[124]。
彭德懷批評意見一年前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意見十分相近，而當時中蘇關係破裂。
毛澤東收到信後分發各小組討論，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多人表示贊同。
7月23日，沒有明確表示意見毛澤東全體會上發表長篇講話，認為信件表現了「資產階級動搖性」，是黨進攻。
毛澤東怒責彭德懷：「你是反中央」。
7月12日張聞天同住旁邊彭德懷説「毛澤東同志很英明，整人，斯大林晚年一樣」，這成為了彭、張談話一個把柄。
胡喬木説，毛主席有點像斯大林晚年這個話，用意顯然是門説斯大林錯誤方面，這是原則問題，這是毛主席和黨中央侮辱和污衊；胡喬木引述恩格斯《論權威》中相關文字，説黨需要領導者個人威信，是黨和人民寶貴財富，保衞，決不能破壞。
這顯然是指要維護毛澤東權威而言[125]。
廬山會議峯迴路轉，開始批判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和右傾思想。
會議結束後，彭德懷罷官，宣佈彭張周「反黨集團」，一批同情彭幹部劃「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各地黨地方委員會後召開常委會、黨委書記會、黨支部書記會和工業戰線上黨員廠長、支部書記會，傳達八屆八中全會《關於彭德懷同志首反黨集團錯誤決議》和《保衞黨總路線、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決議》兩個文件，採用大放大鳴大字報方式，揭發、批判右傾問題。
參加「反右傾」鬥爭黨員，領導開始，個個作自我檢查，搞人人過關，「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提出看法，作為右傾情緒加以批判[126]。
「反右傾」鬥爭經濟上打斷了糾「左」積極進程，使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許多指出、有待糾正錯誤發展起來。
反右傾，鼓口號下，掀起大躍進高潮[127]。
1959年開始，中國大陸進入了官方稱為「三年災害」或「三年經濟困難」時期[128]。
該時期，糧食產量下滑，全國大部分地區陷入饑荒之中，中國經濟遭遇困難。
官方表示，這期間有許多人「非正常死亡」，據各方估計有1500萬-5500萬人死於饑荒[25][129][130]。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指示信》，要求堅決糾正農村人民公社「共產」風、浮誇風，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小規模家庭副業[131]。
公社開始退還社員自留地、糧食、房屋、農具、傢俱、生豬、家禽。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召開，公報稱「1960年，中國大陸人民繼續舉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1958年和1959年躍進基礎上，取得了國民經濟繼續躍進勝利」[132]。
克服經濟困難，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開始國民經濟進行調整。
但於思想認識不統一，調整措施並沒有得到切實貫徹，整個經濟狀況。
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七千人大會」來統一思想。
於毛澤東態度，會議報告經驗總結，只能在堅持「三面紅旗」前提下進行。
1961年11月5日，劉少奇宣佈陳伯達牽頭，胡繩和吳冷西參加，擔負報告起草工作。
劉少奇反覆強調要科學分析當前經濟困難原因，主要不是天災，不是赫魯曉夫撕毀全部協議和，而是我們工作中錯誤[133]。
1962年1月，擴大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北京舉行。
中央決定這次擴大會議參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門、省、市（地）、縣、廠礦負責幹部及解放軍一些負責幹部，共7078人，稱「七千人大會」。
會上，國家主席劉少奇三年饑荒成因，公開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説法[135]。
1月18日，彭真發言時稱「我們錯誤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包括主席、奇和中央常委同志？」彭真接着説：「毛主席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峯，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是東海水，拉走幾車，有那麼多。
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提意見，檢討錯誤。
一檢討垮台。
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錯誤檢討，我們黨留下影響。
省市要不要責任擔起來？擔起來下面沒有處，得不到教訓。
各有各賬，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
」[136] 而1月19日會議一開始，陳伯達搶着發言，稱彭真關於毛主席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七八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工作？
後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中央領導這次大會上作了自我批評。
毛澤東會上講話，作了自我批評，他説：「第一個負責應當是我。
」承認中央犯了主觀主義和脱離羣眾錯誤。
毛澤東提到了國家變修的可能性，他説：「我們國家如果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麼狀況呢？變成修正主義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會轉化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法西斯專政。
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問題。
」毛澤東講道：「沒有民主集中制，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鞏固。
」「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
這種階級鬥爭是、複雜，有時是。
我們專政工具不能削弱，應當加強。
」「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
沒有民主，有羣眾發動起來，有羣眾監督，可能反動分子和分子實行專政，可能他們進行改造。
他們會繼續搗亂，有復闢可能。
」[註 4]
劉少奇報告表示，這幾年來工作中缺點和錯誤「要負責是中央」，「包括中央各部門和國務院及其所屬各部門」；「其次要負責是省一級領導機關」。
1月27日劉少奇大會解説出現濟困原因時，提出「如果説這些地方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是不能説服人。
我到湖南一個地方，農民説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你承認，人家不服。
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説缺點和錯誤是主要，成績不是主要。
」七千人大會閉幕後，劉少奇整理他口頭報告時，情緒激動地説：「『大躍進』錯誤，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
後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
總結一次，修改一次，搞它10年，後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接受經驗教訓，再犯』大躍進』錯誤。
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是要下『罪己詔』。
我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138]1月29日下午時任國防部林彪於大會上發言指出：「我感覺到，我們同志對待許多問題，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思想，一種是『左』思想，一種是『右』思想。
當時和事後證明，毛主席思想總是正確。
」
七千人大會後，2月21日23日，國家主席劉少奇中南海西樓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題討論1962年國家預算和整個經濟形勢，人稱作「西樓會議」。
會上陳雲做了《目前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若干辦法》報告。
劉少奇提出：「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願揭，怕説漆黑一團！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説漆黑一團，可以讓人，可以激發人們困難作鬥爭勇氣！」會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國民經濟進行堅決全面調整：大力簡職工，減少城市人口；壓縮基本建設規模，停建緩建大批基本建設項目；縮短工業戰線，實行關、停、並、轉；進一步從人力物力財力各方面加強和支援農業戰線，加強農村基層領導力量。
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全國共精簡職工約2000萬、城鎮人口2600萬。
[139]
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對中共和國家問題進行決策和處理；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黨、政、軍工作進行決策和處理。
毛澤東經濟領域退居決策二線[26]，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家主席劉少奇中央書記處負責人鄧小平內一些決策者改變了大躍進中一些政策，部分恢復躍進以前體制，解散公社，實行三自一包。
文章認為紀錄片《訪問印度尼西亞》是反動影片，「這部叛徒劉少奇導自演，並通過他老婆王××出馬督陣炮製出來毒草影片——《訪問印度尼西亞》，是一個反面教材。
毛澤東批評分田到户、包產到户主張，是社會主義喪失信心表現，是刮「單幹風」。
1962年7月，毛澤東劉奇説：「三面紅旗否了，地分了，你頂住？我死了後怎麼辦！」[140]
1962年9月24日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北京正式召開。
毛澤東主持了會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彭德懷、習仲勛、張聞天、黃克誠、賈拓夫五人參加全會。
毛澤東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問題講話，斷言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存在和企圖復闢，並成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根源。
毛澤東説，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時間）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鬥爭。
會議毛澤東關於階級、形勢、矛盾講話，批判了所謂「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
劉少奇中央領導人1960年以來中國大陸出現經濟困難形勢作出估計，説成是隻講「黑暗」、講「光明」「黑暗風」，是右傾機會主義；有些地區主義而採取包產到户生產責任制和鄧子恢支持這種責任制意見，視為刮「單幹風」，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彭德懷為了澄清1959年廬山會議上強加於他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罪名，黨組織原則，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寫信申訴和為受錯誤處分幹部平反，視為「翻案風」、「平反風」，是1959年反右傾「一風吹」。
會上，康生提出，李建彤寫歷史説《劉志丹》有政治問題，習仲勛、賈拓夫、劉景範人説《劉志丹》提出見，是利用説反黨，高崗「翻案」，是個「反黨集團」。
[141]全會接受了毛澤東關於階級、形勢和矛盾基本觀點，並它寫進八屆十中全會公報。
公報指出：
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時間）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階級鬥爭。
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鬥爭。
推翻反動統治階級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闢。
同時，社會上存在着資產階級影響和社會習慣勢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產者發資本主義傾向，因此，人民中，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人，他們人數多，佔人口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
這些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
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闡明瞭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
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時起時伏，有時是。
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
外國帝國主義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社會根源。
外國階級敵人進行鬥爭同時，我們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思想傾向。
[142]中蘇論戰期間[143]，1963年9月6日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發表九篇蘇聯共產黨公開信評論，認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篡奪了蘇聯黨和國家權力，蘇聯「正面臨着空前資本主義復闢危」。
並第九評中總結了十五條反資本主義復闢理論和政策，其中第二條説：「單有經濟戰線上（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革命，是，並且是鞏固，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徹底社會主義革命。
」
1963年，歐美共產黨爭論激化同時，國內掀起了轟轟烈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稱「四清運動」，口號是政治、經濟、清組織、清思想。
到了第二年，林彪號召軍隊學習《毛澤東語錄》，「突出政治」。
四清運動視為文革預演[68]。
1964年7月2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批評了文藝界，提出徹底整頓文化部，讓文化部、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
並決定成立一個領導小組負責這一工作。
毛澤東提名了三個人：一、彭真、周揚，接着點名增加康生和吳冷西。
此即「五人小組」(後來稱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144]
1965年11月10日，毛澤東指示及其夫人江青人策劃下，姚文元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矛頭對準了明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1960年發表歷史劇《海瑞罷官》。
《評》文認為劇中「退田」情節是單幹風和三自一包做輿論準備，並認為全劇實質是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反映。
[145]毛澤東當年12月談話時説，「姚文元文章，點了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但是沒有打中要害。
要害問題是罷官。
嘉靖皇帝罷了海瑞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官，彭德懷是『海瑞』。
」以誅心之論指責吳晗寫《海瑞罷官》是彭德懷鳴不平。
[145]
批《海瑞罷官》同時，掌握軍內外職務（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秘書長、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批反林彪、「突出政治」，遭解除一切職務。
而掌控另一職位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姚文元文章發表當日改任廣東省書記處書記，隔離審查。
[147]
1966年4月舉行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康生傳達了毛澤東指示。
會議決定：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二月提綱」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會議期間，陳伯達人起草了《中央關於撤銷〈文化革命五人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匯報提綱〉通知》。
[148]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前夕，《解放軍報》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社論，指出應該全面「大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
隨後5月9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反動本質》文章，矛頭準「反毛澤東路線」彭真、吳晗人。
毛澤東認為蘇聯黨和國家領導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149]，此毛澤東提出所謂「四個存在」理論[150]，即「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歷史階段，這個歷史階段中，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闢危性，存在着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威脅。
」此基礎上，毛澤東發展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151]。
1966年5月5日，毛澤東會見外賓時説道：「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可能起來。
」「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有一口氣時候，這些資產階級復闢。
」[152]:583
中共官方認為，文化大革命發展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153]：
1966年5月4日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擴大會議。
7日，毛澤東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他信中描述了理想社會藍圖，許多地方躍進內容相似，其中所含「社會大治」設想，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所要追求目標之一[155]。
5月16日，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大會通過，標誌着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新華社表述：
會議決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代彭真、一領導「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二月提綱》廢除。
會議同時決定撤銷彭真、一、羅瑞卿、楊尚昆職務，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案爆發。
[157]負責北京市、中共文化宣傳、解放軍、中央文書職務四人撤職，其下大批黨員幹部受到牽連，而林彪、康生人開始獲得實權。
這次擴大會議往往視為文革正式開始標誌。
不過「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在此之前是作為黨內二級機密文件，只有達到17級以上黨員幹部才能接觸。
於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案通告是機密文件，並公開。
[158]:41
5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會上發表長篇談話，談到古今中外政變實例，稱中央內部有人要政變，「毛主席最近幾個月，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
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
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找人談這個問題。
調兵遣，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佔領我們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
軍隊和公安系統作了佈置。
毛主席這幾個月做這個文章。
……毛主席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
」「現在毛主席注意這個問題，我們不注意問題提出來了，多次找負責同志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
」[159]
林彪開始倡導個人崇拜，稱「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他話是我們行動準，誰反他，全黨誅，全國誅。
」[160]
同日，《人民日報》原總編輯鄧拓自殺，康生接管改組這一共產黨喉舌。
當年開始，教育部、教育工會全國委員會聯合發出通知，要求教育戰線掀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
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學年度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請示報告》。
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學所用教材，沒有毛澤東思想掛帥，沒有突出無產階級政治，違背了毛主席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説，違背了黨教育方針。
要求中小學停開歷史課，合併政治語文課，毛主席著作作為基本教材[161]。
與此同時於中下層並瞭解高層發生人事變動原因和內情，康生決定採取手段「發動羣眾」。
康生派遣自己妻子曹軼歐赴北京大學調查工作，並專門會面了延安結識北京大學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
[158]:555月25日，聶元梓七人北京大學飯廳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文化革命中幹些什麼？》第一張大字報，批判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
此時身杭州毛澤東舉讚揚這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月1日寫了批語：「此文可以新華社全文廣播，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
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
」於毛澤東批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於當晚八時，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內容。
，《人民日報》發表了陳伯達、王力、關鋒修改頭版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呼籲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謂資產階級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
同時發表有聶元梓六人撰寫《大海航行靠舵手》，號召要所有資產階級權威、學者打倒。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
這個小組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實際指揮機構。
5月31日毛澤東批准，陳伯達率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奪權，「掌握報紙每天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台外新聞」。
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羣眾起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傳部改組，陶鑄任部長，陳伯達任顧問（掛副部長名義）。
當時，原中央宣傳部同前改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稱為「三」。
[162]
這種局勢之下，領導中央一線工作劉少奇六月初主持中央會議，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並擬定了保持有領導有秩序地開展運動「八條規定」（包括不應影響工作學習、不得打人），力圖運動置於各級黨組織掌控之下[168]。
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指示，將「八條規定」口頭傳達下去。
這時毛澤東杭州，於劉少奇他請示匯報，沒有明確回復。
6月6日《解放軍報》刊登了《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關於文化大革命宣傳教育要點》，其中提到「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剝削制度，消滅工農、城鄉、腦力勞動、體力勞動之間。
」6月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陶鑄、陳伯達乘專機到杭州毛澤東匯報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有關工作，毛澤東拒絕，委託劉奇機處理運動問題，但是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組想法。
[158]:65
派工作組是共產黨「有問題」下屬機構進行接管傳統辦法，以前「四清」運動中，劉鄧沿用，派大量工作隊下基層大兵團作戰，結果引起毛澤東，後來認為是「形『左』而實右」。
現在他們傳統黨領導方法理解文革，認為是「四清」運動繼續，所以想到還是派工作組。
劉、鄧派到基層工作組進駐後，組織開展學校領導、教師批判，同時做法開始「劃左、中、右三派」，結果引起學生，引發很多矛盾和爭鬥事件。
統計，24所高等院校，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169]。
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和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談話中説：「我們是七十歲以上人了，總有一天馬克思請去。
接班人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
要準備，來得及。
總之，是一分二，不要看現是喊「萬歲」。
他説：我勸你，你們人不是都忠誠於你。
可能是大多數，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頭上叫你「萬歲」，實際上是希望你。
他叫你「萬歲」時，要注意，要分析，捧你靠不住，這是規律。
一個黨分裂？沒有那回事。
」[171]一切事物是一分二，立統一。
事物總是有兩個。
你們黨如果只有完全，沒有，不符合實際。
全世界黨分裂嘛。
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料到他們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為反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創立和領導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他們死後成為資產階級黨。
這條不注意，要吃虧[172]。
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1966—1967年度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請示報告》，其中指出，不論或初中要學習毛主席著作。
8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173]。
7月18日，毛澤東暢遊長江後，終於武漢回到北京。
當天聽取了江青人關於工作組匯報，看了一些學校反工作組材料。
19—23日，文革情況匯報會上毛澤東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24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了劉少奇和鄧小平，作出了撤銷工作組決定。
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
27日，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了撤銷工作組決定[174]。
28日，毛澤東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達《關於撤銷各專學校工作組決定》，同時這一決定「適用於中等學校」，並於29日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眾宣佈這一決定。
會上，劉少奇承認，文化大革命應該怎麼搞，他曉得；鄧小平發言承認，革命碰到問題。
日衞兵寫信毛澤東，聲稱「造反有理」，毛澤東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召開。
會上，毛澤東支持衞兵，指責中央派工作組，「這是鎮壓，是，這個來自中央」，工作組是「明明白白站資產階級方面無產階級」，「牛鬼蛇神，在座有」。
會議8月5日結束，但當日，毛澤東鉛筆一張報紙邊角上寫了《炮打司令部——我一張大字報》，指出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令會議日程延長，內容轉向劉少奇和鄧小平批判。
8月7日，毛澤東謄清稿上修訂後加標題，當日會議印發。
文中説：「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某些領導同志……站反動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轟轟烈烈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何其毒也！」雖然沒有點名，但是實際矛頭直指過去50天內執政劉少奇。
毛澤東同時之前缺席了一週會議林彪召回北京，林彪於8月8日劉少奇發表了言辭批判，並其5月18日關於彭陸羅楊人「錯誤」言論，一起印發大會。
[158]:92
8月8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決定》（後來簡稱《十六條》）。
「文化大革命」一語首次出現於公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定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開始。
「十六條」裡説這次運動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並做出了「『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羣眾」「讓羣眾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鬥，不用武鬥」規定。
第十條「教學改革」提出：各類學校中，徹底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教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生產勞動結合」方針，使受教育者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勞動者。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指示（草案）》。
其中第九條規定：中等學校放假鬧革命，直到明年暑假。
[175]
8月12日，會議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11人政治局常委。
其中常委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
林彪則第一次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此後唯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身分出現，成為毛澤東形式上接班人，而資歷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副主席身分提及。
會議正式確認了政治局擴大會議5月於彭真、羅瑞卿、一、楊尚昆四人撤職決定，層劉少奇、鄧小人點名批判。
10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指責劉少奇、鄧小平「壓制羣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錯誤路線」。
鄧小平是批判對象，出席了會議。
他檢討時直言不諱：「毛主席一張大字報，炮轟劉少奇同志和我兩人司令部。
」這次會上，林彪拖着慣有長音煞有介事地説：「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
」[31]
中共高層權力大規模調整同時，5月底出現衞兵於此時規模壯。
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
6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廢除高考制度[176]。
從此中國大學十多年內無法招生，而在校中小學生失去了繼續學。
於得到毛澤東「造反有理」支持，之前各級政府黨委試圖控制局面措施反而可能視為鎮壓革命，於是於衞兵管制全面撤銷。
有大量「革命師生」從各地前往北京、上海大城市「革命」，8月十一中全會期間，北京市有數萬名外來學生，大學校園內住下了7,000人[158]:107。
8月12日，文革小組提議勸導學生返回居住地進行革命，但是毛澤東不同意，反而決定鼓勵衞兵運動，並安排接見京衞兵。
8月18日，北京「紅八月」期間，毛澤東、林彪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全國各地衞兵，此後11月期間，毛澤東接見了超過1100萬衞兵，並且衞兵代表其佩戴紅色袖章，成為全面支持衞兵活動有力表示。
毛批准下，8月21日發布《總參謀部、總政治部關於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規定》、8月22日發布《中共中央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規定》明確命令軍警不得干涉、「鎮壓學生革命運動」，致使治安惡化[177]。
「紅八月」期間，據官方統計北京發生1,700多起死亡案，市郊大興縣發生屠殺事件，三天之內包括活埋手段殺死了325人[158]:128-130。
全國進入狀態，衞兵四處串聯並散發傳、張貼大字報、標語，開會演説辯論，對各地事物進行改名活動，「破四舊」名義衝擊寺院、廟宇、教堂，砸毀文物，破蹟，焚燒書籍、字畫。
同時視為「剝削階級」、「反動派」個人開始抄家，攻擊學術權威、知識分子，大批學者、知識分子毆打、虐待，受到人格上侮辱，被害或自殺。
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浪潮[178][179]。
這間受到波及人不計其數。
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師、傳教士公開批鬥，學生眾毆打、侮辱教師，有教師遭到糞淋頭不人道虐待。
有人因為有親戚國外，衞兵有「海外關係」罪名批鬥抄家。
8月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户家庭衞兵或稱衞兵人員抄家，衞兵一個多月內獲得了十萬三千兩（5.7噸）黃金、三十四萬五千二百兩銀、五千五百餘萬人民幣現金，以及六十一萬餘件古玩玉器。
上海，8月23日9月8日期間有84,222户家庭抄家，其中1,231户教師或知識分子，衞兵獲得了大量金銀珠寶外，獲得了三百三十四萬元美金、價值三百三十萬萬元人民幣其它外幣、二百四十萬萬民國銀元，以及三億七千萬元人民幣現金或證。
1966年10月黨中央工作會議文件稱，之前國衞兵金獲得了一百一十萬餘兩（65噸），並這稱為充公「剝削階級」不義財。
[158]:117
9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外地師生來京觀摩文革運動者，交通費生活費由中央財政補助，這個通知使之前開始大串聯達到高潮。
大串期間大量人口無序流動，引發了1966-1967年中國流腦大流行，超300萬人感染、16萬餘人死亡[180]。
1966年10月期近三週中央黨會上，劉少奇、鄧小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代表，並作了自我檢討，內容全國印發，這成為文革中知名罪名之一，不過劉鄧二人是政治局常委，正式撤職。
11月8日，張貼「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聶元梓，另外10人貼出了《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權派》大字報。
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帶領5,000餘人北京城區「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巨幅標語，貼上了天安門城牆。
1967年1月1日，北京20幾所高等院校學生和一些羣眾，天安門廣場舉行遊行集會，「聲討」劉少奇、鄧小平「罪行」。
「中央文革」支持下、鼓動下，北京各學校打出「劉少奇、鄧小平是黨內資產階級權派，是中國現代修正主義祖師爺，資產階級司令部司令」、「打倒劉、鄧」大字報[181]。
江青指示下，六年前「打倒」彭德懷押送回北京，與彭真、羅瑞卿一起接受批鬥。
[182]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內造反派劉少奇住處院牆上張貼「打倒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大標語。
3日晚，戚本禹人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
6號，清華大學造反派謊稱劉少奇女兒車禍致殘，將王光美騙出中南海扣押並批鬥（後周恩來幹預下釋放）。
[183]
1967年3月上旬，陳伯達、康生軍以上幹部會上，傳達毛澤東指示，開始批判《論共產黨員修養》。
5月8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名義，發表了長篇批判文章《〈修養〉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
5月11日專門發出中共中央通知，説這篇文章是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毛澤東批准的，「希望各單位革命同志，認真地組織學習和討論，進一步深入地開展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權派大批判運動。
」[184]
1966年11月後，教師和學生主衞兵運動開始工廠和農村擴張，上海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年三十出頭工廠職工王洪文領導，取代了各種衞兵組織。
1967年1月3日，張春橋姚文元從北京趕赴上海，支持王洪文工人運動首腦奪取了上海黨政大權，陳丕顯、曹荻秋原上海市委領導批鬥。
這次事件稱為「一月風暴」，成為全國「奪權」行動開始。
1月8日，毛澤東此表示讚譽，《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給上海「賀電」。
11日，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名義上海市各「造反團體」發出賀電。
《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肯定和支持上海奪權，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權派奪權。
」全國多個省區市領導機構「革命羣眾」奪權，奪權後成立革命委員會往往無法履行原有政府機關職能，導致中央和全國各地政府機關陷入癱瘓。
同時於沒有原則和規則，奪權形式內容是有，比如北京市內三股革命羣眾後奪權，黑龍江奪權後成立革命委員會主任後奪權前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而中央某部委康生寫信申請批准奪權。
[158]:170-172
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若干規定》（簡稱《公安六條》），規定「攻擊誣衊偉領袖毛主席和他戰友林彪同志，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
1月23日，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羣眾決定》，強調軍隊要支持左派羣眾，以前軍隊介入地方文革指示作廢[185]:429-430。
3月19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決定》。
《決定》要求：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機關要視情況抽調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人員，投入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工作，即「三支兩軍」。
但是，1967年初局面下，軍隊難以區分誰是造反派，誰是保守派。
此外軍隊大多數造反派抱好感，反而與保守派許多問題上有鳴[185]:431。
例如青海支左初期即發生了軍區部隊屠殺「造反派」二二三事件。
但4月6日《軍委十條》出台和中央批評之下，福建、四川、甘肅、廣東、湖南、江西、河南、吉林地軍隊支左負責人後作檢討，中央指示支持「造反派」羣眾組織奪權，形勢完全逆轉。
同時軍隊代表作為「三結合」主要力量，加入了奪權後成立革命委員會。
軍隊支持下，到1968年，全國由下而上地全面實現了奪權[186]。
統計[187]，現役軍人擔任省、直轄市和自治區革委會主任共20名，佔總數69％，擔任縣以上各級革委會主任80％以上：例如北京市佔78％，廣東省佔81%，遼寧省佔84％，雲南省佔97％，湖北省佔98％，軍隊幹部事實上掌握了各地領導權。
與此同時，中央，陳伯達、江青開始鬥爭對象轉移到當時中央第四號人物、主要協助周恩來維持社會和生產秩序陶鑄。
此後雖然毛澤東於陳伯達、江青文革小組同僚行為提出指責，並且要求他們小組內自我批評，但是插手陶鑄「打倒」。
[158]:189
不過毛澤東於陳、江批評是這些文革開始後權力日活躍人物第一次受挫，促使一些不滿其做法中共元老做出了聯手抗爭。
2月11日和2月16日，周恩來主持兩次中央碰頭會議上，陳毅、葉劍英、譚震林七位國家和軍隊層領導當時局勢感到，發表造反運動談話，張春橋人當場發生爭論。
此後張春橋召集姚文元、王力，請病假江青會面，隨後於當晚即會面毛澤東，匯報了這些元帥副總理發言。
毛澤東認為這是上文化大革命，而這次事件張春橋稱為「二月逆流」。
[158]:195-196此後雖然這些領導人並正式停職，但實際上國務院、政治局少了他們後無法繼續工作，中央文革小組實際取代了政治局地位。
到該年5月，劉少奇、鄧小平批判完全公開化。
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風潮蔓延南面受英國統治香港，爆發六七暴動，左派策動炸彈襲擊平民[188]。
1967年7月8日上午，300名廣東民兵非法越境，中約100名民兵與香港警察爆發槍戰，造成香港方面5死12傷[189]；中國方面1死8傷[190]，中英雙方抗議[191][190]。
暴動直至同年12月告結束。
與此同時，各個衞兵組織間矛盾日益。
3月份，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聯活動。
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開批鬥劉少奇。
7月20日，武漢發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運動」，乘機指責武漢軍區司令員陳「搞兵變」。
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衞」口號，支持左派，有些衞兵開始搶軍隊權。
8月7日，謝富治明確提出「砸爛公檢法」主張，獲得毛澤東支持[192]。
此後，全國衝擊軍隊、搶掠武器、槍支事件發生，武鬥羣體毆升級槍炮打，全國進入內戰狀態。
重慶大武鬥中使用了自行反坦克炮、火箭炮、坦克、軍艦、重型登陸艇重裝武器。
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表《九五命令》，規定不準搶奪解放軍武器裝備，解放軍搶奪行有權衞反擊。
大規模武鬥持續到1968年8月份平息下來。
1967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小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通知（草案）》。
其中規定：春節後各地小學開學；外地串連小學教師和學生應當返回本校；五、六年級和1966年畢業學生，結合文化大革命，學習毛主席語錄、「老三篇」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十六條」，學唱革命歌曲；一、二、三、四年級學生學習毛主席語錄，兼學識字，學唱革命歌曲，學習一些算術和科學常識[193][194]。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所謂《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自首叛變材料批示》和附件，1936年8月1937年3月薄一波組織決定後出獄錯定「自首叛變」。
從此掀起「抓叛徒」風（這件錯案於1978年12月16日宣佈徹底平反）。
林彪、江青誣稱有一條所謂「劉少奇叛徒集團組織路線」，由此製造了「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東北叛徒集團」、「南方叛徒集團」冤案。
4月7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戳穿〈修養〉再版惡毒用心》[195]：
一九六二年，國際國內兩條路線鬥爭。
《修養》作者、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權派是「『左』傾機會主義」嗎？！他是打着「『左』傾機會主義」幌子，來攻擊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妄想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翻案，從而否定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否定毛主席領導，以便他篡黨奪權，取而代之。
一九五九年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是階級鬥爭黨內反映。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三面紅旗，反對社會主義，毛主席思想，毛主席，這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殊死鬥爭，是一場保衞毛主席、保衞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衞社會主義你死我活大搏鬥。
「抓叛徒」活動時候，5月17日，江青還利用三十年代國民黨特務機關偽造所謂《伍豪脱離共產黨啟事》抄件，妄圖誣陷、攻擊周恩來[196]。
5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説《〈修養〉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一文是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文章，要求各單位「認真地組織學習和討論，進一步深入地開展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權派大批判運動」。
十八日，《人民日報》、 《紅旗》雜誌發表編輯部文章《歷史文件》，繼續「中國赫魯曉夫」為代名詞，劉少奇進行上綱上線批判。
[197]
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印發《關於建造毛主席塑像問題指示》。
這個指示要求各地中央統一規劃建造毛澤東塑像外，還提到：「各地編印了一些毛主席沒有公開發表過講話材料，別人講話、詩詞編進去了。
中央重申：毛主席沒有公開發表過講話、文章、文件、詩詞，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不得編印，不得出版發行。
[198]不過此時毛發現局勢有些失控。
全國武鬥日益，打死、打傷人不計其數，接近於開始一場內戰。
1968年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隊」進駐各高校，試圖停止武鬥，實際採取兩年前劉少奇、鄧小因獲罪措施。
但清華大學，造反派頭子蒯大富無視工宣隊，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況。
8月5日，毛澤東來訪巴基斯坦外交部贈送一籃芒果轉送了進駐清華大學工宣隊，表示支持工宣隊，並引發「芒果崇拜」[200]。
8月26日，毛澤東「指示」下達全國：「工人宣傳隊要學校中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領導學校。
農村，應工人階級可靠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
」武鬥才平息，工人階級開始領導文革。
10月，毛澤東提出幹部下放，於是全國各地大批打擊幹部下放五七幹校。
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教育」指示，這是鑑於青年情緒控制考慮，於是這些人清除出城市，人選以1966、1967、1968年初高中畢業生（後來稱為「老三屆」）主，中國文革期間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開始。
1968年10月13日31日召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中央委員會提出了黨章，提請接下來中共九大批准，第一次將林彪正式作為毛澤東繼承人，而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叛徒、內奸、工賊」、「開除出黨」。
10月17日人民日報公佈了中央決定，攻擊劉少奇是中國赫魯曉夫：[201]
廣大共產黨員和革命羣眾學習毛主席指示時候，地批判了中國赫魯曉夫在建黨路線上推行「階級鬥爭熄滅論」、「馴服工具論」、「羣眾落後論」、「入黨做官論」、「黨內和平論」、「公私溶化論」反革命修正主義謬論。
他們指出，中國赫魯曉夫推行他所謂「六論」，妄圖修正主義來腐蝕工人羣眾，腐蝕我們黨，扼殺黨和黨員無產階級革命性，使無產階級革命黨蜕化變質，他復闢資本主義罪陰謀服務。
他們表示，要毛主席首、林副主席副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下，毛主席指示為武器，徹底批倒批臭中國赫魯曉夫反革命修正主義建黨路線，毛主席無產階級建黨路線指引下，我們黨建設得，，朝氣蓬勃。
隨後，1968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帝修反走狗 社會主義叛徒》，批判劉少奇攻擊毛澤東樹立起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販賣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黑貨，地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罪惡活動。
芒格退出了芒格和託爾斯律師事務，因為相信自己需要依靠律師費用生活了。
通過影片，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利用出國訪問機會，拚命鼓吹「議會道路」，販賣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黑貨，地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罪惡活動。
影片中許多事實證明，劉少奇這個黨內頭號走資派是美帝國主義、蘇聯現代修正主義走狗，反動派幫。
」[202] 1969年3月15日，《紅旗》社論《關於總結經驗》一文中開宗明義地寫出：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一場政治大革命。
這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億萬革命羣眾粉碎黨內修正主義派別鬥爭。
這場政治大革命不是發生。
它是存在於社會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毛主席為代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以劉少奇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兩條路線鋭反覆鬥爭結果……可以知道蘇修這次武裝挑釁不是，美帝國主義本性是會改變，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本性是會改變。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打倒了劉少奇一小撮美帝、蘇修的代理人，使蘇修妄圖通過「和平」手段變中國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殖民地夢想徹底破產。
[203]毛澤東大會上發言程度上維護了鄧小平，使其得以去江西一家拖拉機場工作、反省，而沒有得到毛澤東維護另外兩名元老劉少奇、賀龍面待遇。
劉少奇匿名關押，缺醫少藥，1969年11月12日河南開封一座封閉銀行中因肺炎去世，1967年後未能其見面妻子王光美繼續關押文革結束後1979年[158]:278。
而元帥賀龍基本飲食飲水得不到供應，「賀龍專案組」還刻意造成錯誤藥，促使其於1969年6月9日北京解放軍三〇一醫院去世[158]:281。
這次全會程度上反映了文革於中共政治局面影響，中央委員會1966年十一中全會後在世87位正式中央委員中，有40人邀請出席十二中（其餘多數「打倒」），1956年及1958年八大選舉96名候補委員中，有19名參加了會議，其中10人補選正式委員，替換去世10名正式委員（其中兩人自殺身亡），使得出席人數達到了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標準。
而與此同時，有74名非中央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邀請參加了大會，主要來自文革開始後得勢中央文革小組、「奪權」各省市革命委員會、實際控制局勢解放軍機構，使得大會成為中共歷史上會非委員人數超過委員。
[158]:273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指示》，2月5日發出《關於鋪張浪費通知》和《關於貪污盜竊、投機倒把指示》。
三份文件合而為一，成了「一打三反」運動。
中共各級組織正式領導，政治運動方式，多人進行了死刑，有期徒刑和剝奪政治權利懲罰。
27歲遇羅克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運動高潮中，北京公審宣判死刑，並執行。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
中共九大正式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報告。
報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無產階級革命，是馬列主義理論和實踐一個貢獻。
此基礎上提出了所謂「鬥、批、改」新任務，宣告「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首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以劉少奇總代表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走資本主義道路權派，粉碎了他們復闢資本主義陰謀」。
[205]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會過程中，林彪、江青集團主要成員全部進入了中央委員會。
[206]這次會議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作為黨接班人列入《黨章》[207]。
國家主席劉少奇打倒，主席一職懸空，周恩來繼續保持黨內第三位置且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擔當處理國家事權[208]。
九大會議林彪作政治報告。
原政治報告草稿陳伯達寫，題目《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209]。
該題目遭到毛澤東反感，後張春橋起草政治報告，林彪會上宣讀。
而中共官方指出，林彪張春橋起草報告，宣讀時磕磕巴巴，照本宣科[210]。
張報告中引用毛澤東語錄，批判「劉少奇反革命集團」，讚揚了軍隊作用。
會議第二項議程是修改黨章。
黨章中明確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戰友和接班人。
」從此毛澤東林彪名字聯繫一起。
會議選舉了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江青、林彪集團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來維持了自己地位，至於陳雲一些中共元勛則全都排斥政治局之外。
而有資料稱，周恩來九大期間地位上升，並成為黨第二副主席[211]。
1968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劉少奇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並開除出黨，國家主席職務。
到了1970年因面臨召開第四屆全國人大，憲法需要修改容納文革綱領。
1970年3月，毛澤東收到周恩來送來憲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後汪東興説，「憲法中不要寫國家主席這一章，我國家主席。
」[212]。
3月8日晚，汪東興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這一指示。
中央政治局擁護毛澤東建議[213]。
整個過程中，林彪有一次表態，即1970年4月11日，林彪寫信毛澤東「一，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問題，林彪同志建議毛主席兼任。
這樣做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心理狀態適合。
否則，適合人民心理狀態。
二，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
三，林彪同志認為，他自己擔任副主席職務。
」[214]。
周恩來政治局轉達了林彪建議，「多數政治局成員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周恩來此沒有提出異議」[214]。
於黨紀律，數服多數。
毛澤東外多數政治局委員要求設立國家主席情況下，毛澤東個人權威壓倒集體決議，《三國志》中，孫權勸曹操稱帝故事為典故，聲稱「孫權是要他放在爐火上烤。
我勸你們不要我曹操，你們不要孫權。
」[215]九屆二中全會上，事情出現轉折，康生、周恩來、陳伯達人要求設立國家主席[216]。
周恩來建議設立國家主席是外事活動，如毛澤東願意參加外事活動，可以授權他人進行。
憲法修改小組康生撤銷國家主席反應，他認為撤銷國家主席違背民眾願望，但不能違反主席指示，導致他們修憲小組壓力。
陳伯達表示毛澤東任國家主席是人民鼓舞。
[216]林彪僅表示附和[216]。
有學者認為[217]，國家主席問題涉及國家體制，多數政治局委員於涉及國家大事問題有反應完全可以理解。
而撤銷國家主席職務這樣更改國家體制提議，毛澤東應光明正大地説原因和理由，但他未能做出解釋，反而指責反對者有陰謀[217]。
中共史料此指責反對者，即林彪覬覦國家主席職務而引起毛澤東懷疑[218]，「林彪陰謀設立國家主席篡黨奪權」[219]。
有學者認為[217]，據中共承認[220]，毛澤東公開指出林彪有篡奪國家主席野心是1971年8月南巡期間[221]，而中共認定林彪有篡奪國家主席野心唯一證據[217]是吳法憲1971年10月21日中央專案組揭發葉羣他談話[222]。
該學者認為，這兩個時間可以得出毛澤東是得到證據兩個月之前開始懷疑林彪陰謀奪取國家主席職務結論。
關於毛澤東林彪關係化原因，目前有兩種立的説法。
中共官方説法是林彪覬覦國家主席，篡黨奪權野心引起毛澤東懷疑，後林彪襲擊毛澤東專列未果，倉皇出逃。
而有學者提出相反觀點[208]，認為是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張春橋文人相鬥，引起了大會成員張春橋怒討。
而偏袒張春橋毛澤東懷疑這種大規模聲討（毛澤東語「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運轉勢」[223]）是林彪背後指使，故引起毛澤東批判陳伯達，矛頭準林彪，毛林關係由此惡化。
這個觀點認為國家主席問題是遮掩批鬥張春橋事件引發毛林關係化一個藉口[208]。
高文謙學者明確指出[208]，毛澤東1971年8月繞過黨中央直接南方地方幹部揭發林彪問題，並採取「摻沙子」「拋石子」辦法鬥爭林彪，成為後來林彪出走事件直接原因。
受到挫敗林彪，雖然並沒有直接點名批評，但毫無疑問他意識到，其黨內地位搖搖欲墜。
這種情況下，林彪及其兒子林立果其親信組成了代號「聯合艦隊」秘密組織，並林彪人地上海制訂了《五七一工程紀要》（「五七一」取自「武裝起義」諧音）。
紀要內明確提出「一場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落別人頭上。
」林彪計劃是要利用空軍主導武力奪權，如果話可以逮捕所有要員，獲得全國政權。
另一種可能性是形成割據局面。
有學者對此説法提出質疑[224]，認為無任何證據證明林彪參與《五七一工程紀要》制訂，連林彪親信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人均知道該紀要存在。
該學者提出一個論點，即「死了（指飛機上摔死），是『571工程紀要』目擊者，而活着，沒有一人見過這個『綱領』。
」[225]
不過林彪計劃並沒有實現，政變失敗了。
香港《明報》幾星期後報導，1971年9月8日10日之間，毛澤東上海些遭到一系列襲擊。
在此之前公安部接到情報，稱林彪正在預謀一起政治陰謀，一批軍中林彪親信正在接受軍事訓練。
而上海襲擊陰謀完全證實了該情報。
此外有其他各種傳聞，稱毛澤東北京火車上遭襲，有人到毛澤東寓所行刺。
這些傳聞是否屬實不得而知。
據中共官方表述，9月13日晚，林彪人倉促從隸屬海軍山海關機場乘256號三叉戟飛機準備逃往蘇聯伊爾庫茨克，飛機沒有副機長和領航員且跑道燈開情況下強行起飛，進入蒙古國領幾百公里後温都爾汗墜落，林彪及其妻子葉羣、兒子林立果、駕駛員潘景寅事故中喪生，是九一三事件。
而，北京政治局召開會議商討林彪事件。
直到9月14日林彪墜機消息傳到北京。
當年10月1日天安門國慶慶祝活動取消。
近年來，有學者發現林彪飛機飛行軌跡是山海蘇蒙邊境後折返蒙古，蒙古墜毀[226]。
林彪出走事件整個事情撲朔迷離，其出走原因，出走過程，出走目的，出走性質爭議[227]。
林彪死，一方面使毛澤東精神上受到打擊，身體狀況變差；另一方面國家失去了接班人。
1972年9月，毛澤東王洪文從上海調到北京，次年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成為名列周恩來後黨排名第二中共中央副主席，有意培養接班人。
十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董必武為中央政治局常委[228]。
從此，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229]。
1973年，十大黨章刪去了九大黨章中有關林彪為接班人內容。
十大黨章繼續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並且強調「這樣革命，今後要進行多次。
」[230]
當時蘇聯以「人性論」來「階級論」，「人道主義」來代替共產主義，和平主義來革命戰爭。
蘇聯出版了一系列專門著作和論文，宣傳尊儒反法。
吹捧孔孟「人道主義」，罵法家「反人道主義」，中國説成是要孔孟之道給林彪撐腰打氣，內部顛覆中國無產階級專政[231]。
蘇聯學者説孔子提出了”世間和平和安寧”思想，孔子學説中包含着「民主思想」[232]。
1973年7月，毛澤東一次談話中説，林彪和國民黨是尊孔。
1974年1月18日，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轉發江青主持選編《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語説：這個材料，於繼續深入批判林彪路線極右實質，於繼續開展尊孔反法思想批判，於加強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教育，會有幫助[233]。
此後江青人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以及批「黑畫」運動。
蘇聯攻擊批林批孔運動是「反國內國際主義力量」[234]，國際上宣傳孔子是「理想社會和國家制度政治理論創始者」[235]。
1974年1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孔老二亡靈和沙皇迷夢——評蘇修尊孔反法表演》一文指出：蘇修尊孔反法是反華。
而林彪這個「超級間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時刻，一面吹捧孔老二，一面陰謀策劃反革命政變。
《「571工程」紀要》反革命武裝政變計劃中供認，他要投靠蘇修，找「保護傘」，並肯定他們反革命「行動會得到蘇聯支持」。
《人民日報》隨後發表社論《批林批孔鬥爭進行》，指責「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反馬克思主義鬥爭哲學，攻擊反修鬥爭『做絕了』，妄圖投降蘇修，我國變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殖民地。
」[236]《文史哲》雜誌指出：「文化大革命是生產力發展動力，批林批孔這個頭大事抓好，能夠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蓬勃發展。
」[237] 這場運動主要目標批判宣揚「上智下愚」維護級制度孔孟之道，毛澤東一次接見外賓時讚揚秦始皇，並且郭沫若十批判書寫了一首詩表示異議，而四人幫此事提升為「儒法鬥爭」。
批林批孔運動篡改所謂研究儒法鬥爭史運動。
林彪死後，周成四人幫毛澤東死後獲取政權主要障礙。
「批林批孔運動」雖然是死去孔丘和林彪，周恩來強調林彪「左」錯誤，而此時中國普通老百姓時間政治運動，各種批判運動失去了。
四人幫「批林批孔」並不是很。
1974年10月，周恩來入院後，中央委員會委員鄧小平獲任排名第一國務院副總理，其後增補中共中央副主席，實際負責政府工作，工作方向延續周恩來提出「四個現代化」目標。
1975年2月，毛澤東不顧「四人幫」，堅持「文革」中打倒「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推上黨和國家領導崗位來主持黨政軍工作，並支持鄧小平領導開展全面整頓，用意於儘可能挽回「文革」造成損失，恢復濟和國家政權運轉[238]。
鄧小平領導全面整頓到後來發展成為一場有組織有領導聲勢全面糾正「文革」錯誤作。
人民日報發表毛指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毛主席指出：列寧為什麼説資產階級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搞清楚，會變修正主義。
」到了9月，毛澤東病重，毛澤東把他的姪兒毛瀋陽調回北京陪身邊當上傳話人。
1976年，是文革關鍵一年。
1月8日，周恩來去世，但悼念周恩來活動受到政府壓制。
從第二天開始，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出現了紀念周恩來花圈，紀念碑前送花圈，這過去是未出現過，全國有自發紀念活動。
1月15日，是周恩來追悼會，鄧小平致悼詞[239]。
2月，情況改變。
自認沒有了障礙四人幫開始打擊鄧小平，毛澤東批准，搞出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
毛澤東提議，中央政治局委員華國鋒出任國務院代總理。
3月底，南京爆發了悼念周恩來、支持鄧小平、四人幫「南京三·二九事件」，並迅速擴展到全國。
4月4日節，3月底開始北京羣眾發聚集天安門廣場，紀念周恩來逝世，同時有人是四人幫抗議。
人們自行紀念碑上張貼悼詞，並送來花圈。
廣場上出現了一些直接四人幫批判性文章。
到4月5日，200萬人來過廣場。
於擔心有人放火焚燒堆積紀念碑四周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警察夜間花圈收走。
對立情緒演變成燒毀汽車和房屋，於是要求各單位禁止本單位人員去廣場，並下令廣場上人羣離開，當夜，廣場上剩下200餘人不肯離開，北京市委組織工人民兵拘留甄別後遣散。
這一事件後來稱為「四五天安門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定性為反革命活動，撤消鄧小平一切職務，同時決定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正式成為毛澤東接班人。
天安門事件直到1978年冬才完全平反。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
毛澤東逝世前五個月華國鋒寫了三句話：「來，」、「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
四人幫上海組織民兵，有奪取政權意。
[240]
9月16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社論（簡稱「兩報一刊」社論）《毛主席活我們心中》説：「毛主席世長辭了，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革命路線深入人心，毛主席開創革命事業後繼有人。
」「毛主席囑咐我們『既定方針辦』」。
當前要「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繼續深入地開展下去，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成果」。
社論發表後，江青張春橋打電話：「毛主席囑咐發表出去後，有什麼反應沒有？我文元同志強調，宣傳工作要以宣傳毛主席『既定方針辦』為中心，要反覆宣傳。
」姚文元再三再四指示下，北京、上海各主要報刊《人民日報》、新華社《內部參考》、《紅旗》雜誌、《光明日報》、《文匯報》、《解放日報》、《學習批判》雜誌篇累牘地宣揚「既定方針辦」。
9月17日30日完全統計，上述6種報刊登了宣揚「既定方針辦」消息和文章236篇，《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既定方針辦」做了通欄標題。
《光明日報》報眼毛主席語錄欄，9天刊登「既定方針辦」；9月17日到10月4日17天中，有45篇悼念毛主席逝世文章和消息塞進「既定方針辦」內容，一些專刊專頁文章和詩歌散文，加上「既定方針辦」話，達到了「四人幫」所要求讓「既定方針辦」覆蓋報紙版面目的。
9月21日《文匯報》頭版頭條標題是《上海工人階級堅決支持毛主席既定方針》；9月24日《解放日報》一版頭條通欄標題是《駐滬三軍上海民兵堅決執行毛主席既定方針》；《學習批判》雜誌第10期刊出該刊記者寫《毛主席既定方針辦——上海千萬人民戰鬥誓言》。
10月2日，華國鋒喬冠華9月30日送來《中國代表團團長聯合國大會第三十一屆會議上發言》送審報告上批道：「此發言有誤，文中引用毛主席話，我查了一下原件，與毛主席寫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和我政治局傳達是『照過去方針辦』。
避免錯傳下去，我它刪去了。
」10月4日，《光明日報》登載《毛主席既定方針辦》（以下簡稱《永》），文中説「既定方針辦」這一囑咐，是領袖毛主席我們黨和整個共產主義運動高度概括和總結，「篡改毛主席既定方針，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説」，「任何修正主義頭子，篡改毛主席既定方針，是沒有下場」。
[241]
1976年10月6日——《永》文發表第三天，國務院總理華國鋒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支持下，通知四人幫成員開會名，汪東興負責警衞部隊8341部隊地逮捕四人幫所有成員，其進行「隔離審查」。
派劉西堯工作組進駐《光明日報》，接管了報紙宣傳大權；繼而宣佈《光明日報》社臨時領導小組負責人（即總編輯）莫艾隔離審查，責成莫艾交代《永》文發表和他姚文元關係。
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成為領導人。
這次事件稱為「粉碎四人幫」，標誌着持續十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
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於中共十一大宣佈，「歷時十一年我國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幫」標誌，宣告勝利結束了。
」[242]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後，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成為中共黨內排名第一領導人，並同年10月發生懷仁堂事變後補選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成為領導人。
10月10日，鄧小平寫信華國鋒，表示翻案，要求恢復工作。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決議》，決定開除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張春橋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姚文元黨籍，撤銷他們黨內外一切職務。
全會通過《關於恢復鄧平同志職務決議》，恢復鄧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務。
[244]
1977年8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會議通過《關於追認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決議》決定華國鋒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全會認為，華國鋒是毛主席學生、接班人。
華國鋒後接替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職務，成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首位是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領導人。
中共十一大選出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和汪東興副主席，五人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245] 此次會議上，華國鋒宣佈「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但肯定態度對待文革。
批判了四人幫炮製「幹部是『民主派』，『民主派』走資派」反動公式，揭發了他們篡黨奪權、策動反革命武裝叛亂陰謀，宣告「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幫」標誌而結束[243]。
繼續強調「階級鬥爭綱」，認為「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決不是階級鬥爭結束，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結束」。
因此，今後要兩個階級、 兩條道路鬥爭綱[243]。
1975年1月，中共十屆二中全會選舉鄧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對文革進行了1975年整頓[248]。
1975年11月起，毛澤東、四人幫人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批判鄧小平。
1976年4月，鄧小平因為「四五天安門事件」撤職。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恢復撤職前一切黨政軍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他支持者胡耀邦、趙紫陽、萬裏進入了中央委員會[249]。
同年8月，鄧小平十一屆一中全會上繼續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成為黨內排名第三領導人。
1978年3月，鄧小平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
1978年5月，鄧小平把握機會，他戰友、當時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胡耀邦負責，《光明日報》發表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初創題《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文章，該文全國引起討論。
他們地利用毛澤東語錄，來自己造勢，當時支持該文實用主義論點，是鄧小平支持者，而黨內大部分人確實接受了該觀點（唯一沒有表態是華國鋒和毛澤東親信汪東興）。
7月1日，建黨節時，鄧小平地公開了毛澤東1962年「大躍進」黨內作自我批評談話，表明即使是毛澤東會犯錯誤，間接批評「兩個」。
到了9月，鄧小平開始公開批評華國鋒「兩個」了。
[250]
1978年12月18日，召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轉折點。
鄧小平會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華國鋒會上作自我批評，承認「兩個」錯誤，而汪東興批判並免去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一職。
會上評估了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其平反，確認了鄧小平領導地位，同時支持鄧小平權陳雲增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穎超、胡耀邦和王震增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而文革初期撤銷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三中全會上恢復，陳雲出任第一書記，同時1966年成立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撤銷。
1979年1月胡喬木中央宣傳部會議上指出康生毛澤東四個存在理論進行了篡改，調黨歷史於路線鬥爭歷史[251]。
同年9月，趙紫陽和彭真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上增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葉劍英（1897年4月28日—1986年10月22日），原名宜偉，字滄白，男，客家人，廣東梅縣人，中國共產黨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和第二代主要領導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創建者和締造者之一，南昌暴動領導人之一。
葉劍英早年任黃埔軍校教授部副主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長，參與北伐戰爭。
1927年12月，組織廣州起義。
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任中革軍委總參謀長、紅一方面軍參謀長職務，參與反圍剿戰役及長徵。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參謀長、中央軍委參謀長。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任中央軍委副總參謀長、中共中央後委書記、華北軍政大學校長兼政治委員。
1949年1月，任北平聯合辦事處主任，為接管北平做了大量工作。
同年參加中共代表團，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團進行和平談判。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廣州市市長，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部長、軍事科學院院長兼政委職務，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並文化大革命期間捲入「二月逆流」案。
林彪事件後，他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部長。
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他國務院總理華國鋒、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人聯手策劃懷仁堂事變，逮捕四人幫成員，成為中共黨內於華國鋒二號領導人。
此後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廢除國家主席時期相當於國家元首）職。
1986年10月22日，葉劍英北京逝世，骨灰安葬於廣州起義烈士陵園。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3月27日，葉劍英出生於廣東省嘉應直隸州（今梅州市梅縣區）雁洋堡下虎形村一個小商人家庭裡[2]:1。
1908年，11歲葉劍英家境轉，父母他送到離雁洋10多里路丙村三堡學堂住校讀書[2]:4-5。
受到辛亥革命影響，立志報效國家[2]:7。
1912年1月，葉劍英「」成績三堡學堂畢業考入梅縣務本中學，這年冬天梅縣務本中學其他三所中學合併受官辦。
校長是一個守人物，葉劍英因此聯合100多名學生離開學校遷到梅城狀元橋畔東山書院[2]:7，人士、學生家長、鄉紳和愛國華僑支持下在縣城東山腳下建起新校東山中學[3]。
葉劍英進入東山中學讀。
此期間，接觸了一些宣傳社會變革進步書刊。
連任兩屆學生會會長[2]:8-9。
1915年秋，葉劍英東山中學肄業，雁洋堡相鄰橫山羣學任教半年[2]:10-11。
同年冬，隨父赴南洋，次年回國[2]:11。
1917年夏，葉劍英入雲南講武堂[2]:12。
1920年1月畢業後，追隨孫中山投身民主革命[2]:17。
1920年夏，參加了孫中山組織驅逐桂系軍閥役[2]:18。
翌年10月，隨孫中山出巡廣西[4]。
1922年6月，陳炯叛變時，任海軍陸戰隊營長葉劍英率部護衞孫中山脱險，陳炯明軍作戰[5]。
嗣後，前往福建任東路討賊軍第八旅參謀長，隨軍入粵討伐陳炯明。
言嶺關大捷，名震[2]:22。
1924年初，討伐陳炯明軍功，任建國粵軍第二師參謀長。
1924年1月受廖仲愷邀請[2]:25，參與籌建黃埔軍校，1924年5月5日任教授部副主任，兼授《兵器學》[6]。
黃埔執教期間，接觸了許多共產黨人，受到影響，接受了馬列主義。
1924年7月，應張民達師長請求，返回二師，率部迎擊進犯廣州林虎叛軍，獲勝[2]:29。
後奉廖仲愷命，到香洲創辦粵軍第二師獨立營，兼任該營營長。
配合黃埔軍校教學，培訓基層軍士[2]:29。
1924年10月15日，張民達指揮二師參加鎮壓廣州商團叛亂[2]:31。
1925年1月，張民達率二師參加討伐軍閥陳炯第一次東徵[2]:32。
1925年3月，出任梅縣縣長[7]。
1925年5月，任建國粵軍第二師編團團長，率編團參加第二次東徵[2]:41，率部配合友鄰部隊攻克惠州後，奉命留守惠州、博羅一帶維護治安。
1925年12月蔣介石電令調其任嫡系部隊教導師團長。
後來，教導師改為二十師，葉劍英提升副師長。
[2]:42第一次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申請，[2]:27-28中共派熊鋭他談了一次話，談後有迴音，因為中共內部爭議，大多數人認為可以吸收，有人提出他是蔣介石嫡系部隊高級軍官，需要長期考驗，雙方爭執不下。
1926年7月，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初期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總預備隊指揮部參謀長，率部參加攻打南昌之役[2]:44。
攻克南昌後，蔣介石任命他北伐軍一師師長。
一師是蔣介石嫡系，葉劍英有顧慮，身體謝絕任命。
南昌之役收編孫傳芳部隊組成編軍，任命葉劍英第二師代理師長，葉劍英推辭，只得開赴吉安受命。
他選調了一些黃埔老同學、老同事組建師部機構，招收了一批青年學生到他麾下。
1927年4月12日，江西陷入白色恐怖，吉安全城戒，查封工會、農會、學生會、報館機構，清洗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
考慮，葉劍英決定反蔣。
他召集全師軍官開會，公開宣佈：願意革命，擁護武漢政府留下；擁護蔣介石，想去南京，請。
會後，葉劍英起草並領銜簽發了反蔣通電。
第四軍副軍長陳可鈺這件事報告蔣介石時，蔣介石説：「葉師長會反我們。
」陳第二次去報告：「葉師長我們。
」蔣介石説：「啦，知道了，你下去吧。
」通電反蔣後，葉劍英率領一批左派軍官離開了吉安赴武漢任命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長[8]；留下左派軍官發起吉安暴動[2]:47-48。
蔣介石得知二師暴動，於相信了葉劍英背離他事實，宣佈開葉劍英國民黨黨籍。
1927年7月，李世安介紹、周恩來，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2]:52。
南昌起義前，葉劍英得知汪衞謀加害葉挺、賀龍，冒着風險九江甘棠湖一小划子上他們商量對策，決定葉挺和賀龍指揮部隊迅速南昌開進[2]:54-55。
起義軍撤出南昌後，葉劍英勸阻了張發奎對起義軍追擊[2]:56。
8月上旬，兼任第四軍軍官教導團團長[2]:58。
12月11日，葉劍英率領所部教導團參加廣州起義，任軍事指揮部副總指揮。
延伸閱讀…
廣州起義失敗後，葉劍英潛赴香港[2]:73。
1928年冬，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班學習[2]:75。
1929年中東路事件期間，葉劍英劉伯承人響應「武裝保衞蘇聯」號召，參與「國際義勇軍」，即前往伯力加入「遠東工人遊擊隊」，訓練部隊，[9][10]國民政府軍張學良部作戰，協助蘇聯進攻中國黑龍江海拉爾役。
[11]
1930年下半年，葉劍英回國到達上海，劉伯承人翻譯了蘇聯紅軍步兵戰鬥條令和政治工作條例資料[2]:78。
1931年4月，到江西中央革命地[2]:79。
國軍即發起第二次江西剿共戰爭，毛澤東建議誘敵深入，而項英。
葉劍英此表示支持毛澤東，協助指揮第二、三次反圍剿戰爭[2]:81。
11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兼總參謀長。
11月底，中革軍委提出「建設精幹統帥機關」建議研究確定中國工農紅軍司令部機關編制體制，建立健全參謀工作制度[2]:82。
1932年10月上旬，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兼任瑞金衞戍司令員[2]:85。
1933年2月，兼任紅十九軍軍[12]，指揮東南戰區第一、二、三縱隊進攻清流縣城[2]:90。
5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兼一方面軍參謀長，12月，兼任閩贛軍區及建寧警備區司令員[2]:91。
1934年1月，當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3]。
2月，任中國工農紅軍副總參謀長[2]:92。
4月，任福建軍區司令員[2]:93；其後於城戰鬥失利，調任中革軍委第四局局長[2]:94。
1934年10月，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徵，任軍委第一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4]。
部隊進入廣西山區時，他遭轟炸負傷[2]:98。
1935年3月，任紅三軍團參謀長。
7月，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2]:103。
193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毛兒蓋開會，決定部隊分左、右兩路軍過草地北上甘南。
率領左路軍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針。
葉劍英得悉後，將此事報告毛澤東。
隨後，中共中央巴西召開會議，決定迅速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北上[15][註 1]。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任紅一方面軍和軍委參謀長[2]:117。
1936年，紅軍發起東徵戰役，葉劍英指揮中路軍作戰，鉗制國軍主力，支援了左、右兩路軍軍事行動[2]:119。
7月，中共中央委派到安塞，進行聯合東北軍工作[2]:122。
9月，派西安，積極聯絡各方面力量[18]。
西安事變爆發後，中共中央會議後派出代表團，由博古、周恩來、葉劍英三人趕赴西安，三人做出分工：周恩來負責上層統戰和羣眾工作、博古負責黨內工作、葉劍英參加西北聯軍參謀團工作，促成事變和平解決[19][20]。
1937年3月8日，葉劍英周恩來國民政府談判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沖會談。
雙方中共承認服國民黨領導地位、取消蘇維埃政府、紅軍改編國民革命軍以及容許中共時期內公開、紅軍編制人員、給養及補充國軍同等待遇問題達成《「三八」協議》[2]:137。
1937年8月，葉劍英周恩來、朱德一起到南京參加蔣介石召開國防會議[2]:142。
其後紅軍主力改編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葉劍英任參謀長，授予國民革命軍中軍銜[21][22]。
10月，任八路軍駐南京代表[2]:145。
12月23日，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負責軍事工作[2]:149。
1939年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協同周恩來國統區做統戰工作，宣傳中共抗日主張，聯絡國民政府上層人士，並多次參與國民政府談判[2]:156。
1939年2月，葉劍英參與創辦南嶽遊擊幹部訓練班，任副教育長，講授抗日遊擊戰戰略戰術，宣傳戰思想[23][24]。
1940年3月，葉劍英出席蔣介石重慶召開全國參謀長會議，作了《作戰磨擦問題》長篇發言，宣講八路軍戰績，駁斥國民政府方面對八路軍攻擊[2]:169-173。
這一年，出版了《葉劍英抗戰言論集》[2]:180。
1941年2月，於皖南事變，葉劍英返回延安[2]:181，任中央軍委參謀長兼十八集團軍參謀長，協助毛澤東、朱德指揮中共軍隊作戰，並領導制定了一系列加強參謀工作制度和措施[2]:182。
11月，葉劍英兼任中央教育委員會委員、軍事學院副院長。
1943年6月，國共摩擦起，葉劍英中共中央提出智取勝政治作戰方案，大力開展宣傳戰[2]:187-188。
1944年6、7月間，葉劍英後延安中外記者參觀團和美軍觀察組介紹中共軍隊敵後各抗日地作戰情況和戰績[25][2]:189。
1945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選為中央委員[26]。
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後，成為首批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授予抗戰勝利勳章軍事領之一[27]。
1945年12月，葉劍英參加以周恩來首代表團，到重慶進行停戰談判，出席政治協商會議[2]:198。
1946年1月，葉劍英赴北平任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國民黨代表、美國代表一起，調處國共軍事衝突和監督雙方執行停戰協議[28]。
1947年2月，他返回延安[2]:219。
3月，國軍攻佔延安後，中共中央機關一分三，葉劍英和楊尚昆率一部分中央機關赴晉西北[2]:220；隨後，葉劍英任中共中央後方委員會書記[29]。
7月，出席全國土地會議，會上作了軍事問題報告[2]:224。
12月，出席中央米脂楊家溝召開工作會議，任弼時一起，主持了土地問題討論[2]:226。
1948年5月，葉劍英任華北軍政大學校長兼政治委員[2]:229。
他主持制定教育方針，培養和建立教員隊伍，發揚教學民主，輸送了大批幹部[30]。
1949年初，任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兼北平市委第一副書記、北平市長、北平聯合辦事處主任[31]葉劍英和聶榮臻、彭真一起，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2]:239。
期間他組織了一系列工作，包括傅作義軍隊改編和北平市政府、學校、廠礦各方面接管工作[2]:241，致力於北平市政建設，維護社會安定，恢復發展生產，改善文化教育[2]:247。
4月，他參加以周恩來首中共代表團，同以張治中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團和平談判[2]:249-251。
8月，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32]。
1949年10月初，葉劍英和陳賡指揮廣東戰役，14日攻佔廣州[2]:257。
隨後，任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廣州市市長[33]。
1949年底1953年，他領導了華南地區剿匪鬥爭[2]:260、經濟建設以及廣州市政建設各項工作，取得了顯著[2]:267-270。
1950年1月，任廣州南方大學校長，為南方高等教育作出貢獻[34]。
1950年9月，兼任廣東省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主任。
1950年春開始，他領導廣東省土地改革中，注意保護華僑和民族工商業者利益。
他兼任華南墾殖局局，領導開拓了橡膠和熱帶作物生產事業[2]:281。
1951年5月，任華南軍區司令員[35]。
1952年6月，任中南軍區代司令員，出席華南分局擴大會議。
會議中心內容是批評華南分局領導工作中在農民問題上「右傾」錯誤和「地方主義」錯誤，葉劍英會上違心地作了檢討發言[2]:287-289。
1953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第一書記、中南行政委員會代主席[2]:291。
1954年6月，葉劍英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9月，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並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部長[36]。
1955年4月，任訓練總監部代部長，主持全軍軍事訓練工作[2]:293。
他強調實戰需要出發，進行現代條件下軍事訓練，解放軍建設成規化、現代化軍隊[2]:294。
9月27日，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1月，組織並主持了遼東半島方面軍抗登陸戰役中集團軍海岸防禦軍事演習[2]:295。
1956年6月，他主持召開全軍院校會議，強調辦院校部隊現代化建設意義。
9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選為中央委員[37]。
1956年12月，葉劍英率中國軍事代表團訪問緬甸。
後，他率軍事代表團訪問了蘇聯、印度、波蘭國家[2]:302-303。
1958年3月，葉劍英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第一任院長兼政委[2]:306。
主持制定了軍事科學研究方針、原則和方法，建設了一支科研幹部隊伍，培養了一批科研人才[2]:307-309。
同年，兼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38]。
1959年9月，葉劍英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2]:320。
1960年，任軍委軍事訓練和軍事學術研究委員會主任，參與領導研究國家防禦作戰問題[2]:320；主張軍事訓練和軍事科學研究結合，總結解放軍軍經驗主，探討現代條件下戰爭指導規律；主持制定解放軍一系列條令條例[2]:325。
1963年12月，葉劍英建議全軍推廣郭興福教學法，得到毛澤東和軍委的讚許[2]:326。
1965年1月，選為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5月15日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主持軍委工作[2]:455。
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39]。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2]:334。
1966年10月，葉劍英中央工作會議上多次發言，堅決反對搞亂軍隊[2]:336。
11月13日，他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軍隊院校和文體單位十萬人大會上講話，當時錯誤做法提出批評[2]:337。
11月29日，他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軍隊院校師生大會上講話，嚴厲譴責打、砸、搶行[2]:338。
1967年1月中旬，毛澤東指使陳伯達教唆衞兵開始批鬥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後周恩來出面闢謠[40]:321[41]:822。
1月19日，京西賓館召開軍委碰頭會，圍繞軍隊內部是否展開文革運動，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三位元帥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爭執起來[41]:823。
此時葉羣突然拿出發言稿批判蕭華，晚衞兵抄了蕭華家[41]:824。
次日上午，京西賓館繼續開會，蕭華講述抄家，作為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徐向前出於責任，和陳伯達一起批評蕭華[42]。
徐向前葉劍英氣憤之下敲桌子，而葉劍英因此拍傷手骨[2]:344。
該事情四人幫誣陷「京西賓館事件」，為「二月逆流案」[40]:322。
京西賓館會議結束，衞兵開始批鬥楊勇，中央軍委工作開始陷入[41]:827。
情急之下，徐向前於1月24日晚，獨闖林彪住處毛家灣，並開門見山要求軍隊保持，並要求制定規則[40]:323。
隨後林彪表示同意，並請葉劍英、聶榮臻趕到毛家灣，商議出七條意見[43][41]:828。
後葉、聶、徐三位元帥趕赴釣魚台國賓館，與中央文革小組討論，確定七條意見[41]:828。
後各軍區領導討論，改成八條意見[41]:829。
1月28日，林彪與徐向前到中南海毛澤東處審批該八條命令[41]:829-830。
此後該命令得到貫徹，各軍區秩序得以恢復[41]:831。
同年2月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懷仁堂召開中央政治局碰頭會[40]:324。
會上，徐向前陳伯達劉志堅問題發生爭執[40]:325。
2月11日，葉劍英和徐向前陳伯達、康生、張春橋軍隊問題發生爭執[44][41]:832。
2月16日，軍方文革小組衝突達到頂峯，譚震林、陳毅、李先念發言怒斥文革小組[41]:832。
會後中共文革小組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表態，文革組開始製造「二月逆流案」[41]:834。
2月25日3月18日，中共中央多次開會，葉劍英譚震林、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冠以「二月逆流」罪名，遭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人圍攻批鬥[2]:346。
1968年3月，發生楊餘傅事件，葉劍英、聶榮臻人誣陷「後台」[2]:349。
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朱德、陳雲、葉劍英、徐向前、陳毅、聶榮臻人分為小組，進行批判[41]:841-842。
1969年1月3日，毛澤東表示為二月逆流案平反[40]:329。
然而同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朱德、陳毅、葉劍英元帥繼續分組批判[41]:843-844。
1969年1月，葉劍英下放到新華印刷廠蹲點[2]:352。
610月，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受毛澤東、周恩來委託，全面深入地分析國際形勢，中國外交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2]:353。
同年10月，林彪發布《林副主席指示第一號令》，全軍進入戰備狀態，各軍隊領疏散離京[41]:848-849。
其中朱德去廣州、葉劍英到長沙、劉伯承去武漢、陳毅石家莊、聶榮臻去邯鄲[45]，徐向前開封，彭德懷在押，此時十大元帥中羅榮桓和賀龍去世外，只有林彪北京[41]:849。
1970年8月，葉劍英參加中共九屆二中全會[2]:355。
會後，他毛澤東、周恩來指示，帶領調查組到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地，調查陳伯達歷史[2]:356。
1971年7月，葉劍英受毛澤東、周恩來委託，主持接待秘密來華訪問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2]:366。
後林彪九一三事件爆發，葉劍英軍委副主席身份主持軍委工作[2]:357。
同時，中共中央撤消軍委辦事組，成立軍委辦公會議，葉劍英主持，並謝富治、張春橋、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陳士榘、張才千、劉賢權組成，辦公會議制度維持1975年2月[46]。
1972年，參加接待後來華訪問美國總統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
1973年，協助周恩來接待第二次來訪基辛格[2]:366。
1973年8月，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他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成為黨內排名第五領導人，於毛澤東、周恩來、王洪文和康生。
1974年1月，葉劍英受毛澤東、周恩來委託，鄧小平一起指揮西沙戰，佔領西沙羣島[2]:363-364。
1975年1月13日-17日，出席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他任命國防部長[2]:370。
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取消中共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立中共中央軍委常委會，葉劍英主持。
6、7月間，葉劍英和鄧小平一起，主持召開了中央軍委擴大會議。
他會上國際形勢、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制體制、安排超編幹部問題作了講話[2]:371-372。
他主持下，全軍二十幾個單位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配備[2]:373。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任周恩來治喪委員會委員。
2月，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鄧小平停止中央領導工作，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工作。
葉劍英毛澤東下令「養病休息」，陳錫聯負責主持中央軍委工作[2]:376。
7月6日，朱德逝世，任朱德治喪委員會委員。
8月，與王震交談時，做了一個手勢：「伸出左手握緊拳頭，豎起大拇指，上晃了兩晃，然後大拇指倒過來，往下一。
」葉劍英以此表達毛澤東沒逝世，四人幫採取行動。
王震會意。
[47]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三百七十五人組成任毛澤東治喪委員會。
9月11日，到人民大會堂毛澤東守。
治喪初期，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計劃解決「四人幫」問題[48]:672。
9月11日，華國鋒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交底，通過李先念居中聯繫，葉劍英取得一致意見。
9月21日，楊成武來北京西山住地，轉告聶榮臻意見：「採用黨內鬥爭途徑來解決他們問題，是無濟於事」，「採取措施，才能防止」，「要注意爭取得到華國鋒支持」。
此後得到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中央軍委常委陳錫聯、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衞戍區負責人吳德人支持，力量完全壓倒了「四人幫」。
9月24日，李先念來北京西山住地轉達華國，華國鋒考慮過開會解決和武力解決兩種方式，葉劍英談後確定「隔離審查」方式解決[2]:383。
9月2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毛澤東生前聯絡員是否留在北京整理毛澤東文件檔案和起草十屆三中全會報告時，和華國鋒人予以抵制。
通過黨內鬥爭程序無法順利拿下「四人幫」，決定「斬後奏」，待處置「四人幫」後召開政治局會議追認。
[48]:695[49]10月3日，葉劍英、華國鋒聽了汪東興匯報後，解決「四人幫」問題行動計劃達成[48]:697-698。
10月4日，陳雲來北京後海邊住所交談，陳雲表示這場鬥爭「不可避免」、「下不為例」[50]。
10月5日，住地楊成武談，請他轉告聶榮臻「商量好了，請他放心」並讓楊成武注意掌握總參謀部以及全軍部隊。
10月6日，汪東興率8341部隊計劃展開抓捕，華國鋒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名義，召集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懷仁堂開會，晚8時左右，三人後抵達，即華、葉、汪宣佈其「隔離審查」；同時，江青、毛住處宣佈「隔離審查」和「地監護」，謝靜宜、羣「四人幫」黨羽北京市委控制[2]:387。
10月6日晚10，華國鋒北京西郊玉泉山9號樓（葉劍英住處）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
會上宣佈粉碎「四人幫」是毛澤東遺願、「四人幫」抓是文化大革命勝利[51]:146。
華國鋒提議葉劍英擔任黨中央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時，葉劍英堅決推辭，並提議華國鋒擔任黨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會議討論，通過華國鋒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2]:388。
10月8日，和華國鋒一起指揮和部署，徹底掃除「四人幫」上海大本營勢力。
10月1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議蘇振華、倪志福、彭沖帶領中央工作組到上海穩定局勢。
10月18日，中共中央黨內發出通知，通報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
10月24日，天安門城樓華國鋒出席百萬軍民舉行集會，慶祝粉碎「四人幫」勝利，毛澤東逝世後局面一掃而空[52]。
12月7日，接到鄧小平患前列腺炎病情報告，報告上批示：「精心治療，嚴格保密，注意安全。
」解放軍總醫院批示，將南樓病房五層騰空，秘密安排鄧小平入院治療。
1977年2月3日，安排病癒出院鄧小平及全家進住中央軍委服務保障部門管理北京西山25號樓。
[53]3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九號文件，通知全黨：中共中央軍委工作葉劍英負責主持。
後，和聶榮臻多次華國鋒提議，請鄧小平出來工作，讓自己兒子去找陳雲、王震人，一起呼籲鄧平復出工作。
[54]5月14日，住所過八十壽辰，徐向前、聶榮臻、王震、粟裕、餘秋裏、楊成武、鄧小平前來祝壽，葉劍英眾人面鄧平説：「你是老帥嘛，你是我們老帥中領班。
」[55]後做《八十書懷》一首：
八十毋勞論廢興，長徵接力有來人。
導師創業垂千古，儕輩望塵。
億萬愚公破立，五洲權霸沉淪。
老夫喜作黃昏頌，滿目青山夕照。
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華國鋒和鄧小平分選為黨中央正副主席，葉劍英繼續擔任排名第一副主席。
8月批示「上報軍委批辦文件，可送小平同志」，傳達軍委。
伯克希爾·哈撒韋正式公告：當地時間11月28日上午，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一家醫院地離世。
巴菲特公告中表示：「沒有查理、智慧和參與，伯克希爾可能達到今天地位。
」瞭解，芒格出生於1924年1月1日，距離他100歲生日只有一個月。
而這近100年歲月裏，查理·芒格帶給我們啟示不止於投資，他地我們分享關於普世智慧，引導我們保持學習、增長知識，獲得人生。
今天，讓我們回到芒格本人，一起回望這位跨世紀傳奇人生旅程。
奧馬哈是芒格出生地，成家後他定居加利福尼亞州帕薩迪納。
明尼蘇達州星島是芒格另一個精神上故鄉。
自他祖輩起，芒格大家族會每年夏天來到卡斯湖這座小島上聚，共享家庭時光。
時候芒格有些閲讀障礙，直到他媽媽圖蒂擔負起了教他讀字母重任。
解決了語音問題後，查理開始進入鄧迪小學接受教育，並開始了他持續一生閲讀旅。
小學老師回憶裏，查理那時起開始通過讀各種書（是傳記）來增長自己各方面知識。
這種習慣家庭氛圍開——芒格一家愛閲讀，父母總會書作聖誕禮物送給查理和他兩個妹妹，而孩子們總會聖誕夜書看完了。
芒格説」我記不得第一次讀到本·富蘭克林故事時候是幾歲，不過記得七八歲時候躺牀上看託馬斯·傑斐遜書。
我們全家讀書，並中學習到紀律、知識和自律精神。
「十幾歲時，芒格通過工作賺取零用錢，體會經濟獨立價值。
他巴菲特家雜貨店打工。
巴菲特祖父恩尼斯安排下，他每天要工作12個時，換取2美金報酬，此外要帶2分錢於支付自己社會保險金。
巴菲特家庭小店提供了理想商入門教育。
在那裏你時間無錯地幹活，迫使包括我以及沃倫內年人去尋找職業，發現行業中劣勢雀躍。
芒格中央高中畢業，前往密歇根大學讀數學專業。
課上接觸了物理學後，他愛因斯坦這樣物理學家研究未知事物方法深深吸引了。
只要是有能力學物理人，應該學一學，即使來事工作與物理無關。
學物理能讓我們認識世界，物理學方法要求我們追求事物本質。
現實世界中，學會看透本質，我們能生活得。
探究本質並非朝夕功，有板凳要坐十年精神。
我喜歡這種精神，這是一種持之以恆、達目的罷休精神。
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年初，芒格徵招入伍，加入了美國陸軍空軍兵團一個軍官培養計劃。
149分高分通過部隊統一分級測試後，他普通士兵提升為少尉，派加利福尼亞州帕薩迪納市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進行氣象學培訓。
作為一名猶他州帳篷裏小兵，冰天雪地環境下，我記得和某人説過，我想要一堆孩子、一幢房子、房子裏有很多書，有足夠財富可以過上生活。
芒格哈佛法學院畢業，同屆學生有335人，他是12名畢業生之一。
父親商量後，芒格決定前往加利福尼亞州發展自己事業。
他賴特&加雷特律師事務（後更名為穆西克、畢勒&加雷特律師事務）工作，與妻子和三個孩子——泰迪、莫莉和温蒂——住帕薩迪納市一幢房子裏。
與第一任妻子感情破裂後，芒格大兒子泰迪確診了白血病。
當時，血液病沒有治癒可能。
芒格肩負起治療費用，只能看着自己兒子躺病牀上死去。
每次他走進病房抱泰迪一會後，會跑到外面，街道走哭。
第二年，泰迪去世了。
於失去孩子痛苦，芒格只能交給時間來撫平些許，並且儘量理性來應，繼續接下來人生。
你應該面一些置信悲劇時，因為自己失去信念而讓一個悲劇演變成兩個三個悲劇。
1月，芒格第二任妻子南希·芒格結婚了。
他們之前各自有兩個孩子，這段婚姻裏，他們一起擁有了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
阿爾·馬歇爾描述芒格在家裏狀態：他坐在一張椅子裏，一個孩子爬他肩膀上，另一個拉他手臂，有一個大聲尖叫。
場面一片，不過他並沒有他們出去或是教訓他們，因為他們他構成幹擾。
我興有那麼多孩子。
我不想自吹自擂地説他們是超級巨星，不過我們和他們一起開心。
芒格回到奧馬哈處理父親去世後留下房產，經人介紹認識了當時29歲沃倫·巴菲特。
晚宴上，他們相談，從此成為了投資和人生上終身夥伴。
我背景，怎麼可能錯過一個寧願讀書、考慮雜貨店開展送貨上門服務、可以從任何讀過東西中有所收穫人呢？他可以他祖父留下名《如何運作一家雜貨店以及我瞭解釣魚技巧》這樣手寫稿裏學到有用東西。
芒格開始奧蒂斯·布思事房地產開發和建造，這身律師他而言是行業。
他們投入了10萬美元加州理工學院對面街區建了公寓，後收回了50萬。
後芒格繼續進行開發地產工作，期間經歷了房地產衰退。
，他着手五個項目讓他一共獲得了140萬美元收益。
這是芒格掙到第一個100萬。
生活並不是一個了不起故事，可能像老太婆裹腳布——。
我只知道要想贏得第一，佔得先機，千萬不要。
是有些人只是因為自己爺爺是位律師或法官急急忙忙地和一羣富有經驗人一起去讀哈佛法學院，而我願意加入許多行當。
我涉足某一業務其他人幹得要。
這是什麼呢？答案通過自學來提高修養，這才是行之有效主意。
總來説，房地產是做生意。
巴菲特多次建議下，芒格傑克·惠勒及後來阿爾·馬歇爾一起創辦了位於太平洋證交所惠勒和芒格證券公司，開始專業投資人身份運作別人籌集到資金。
這段時間裏，芒格巴菲特、瑞克·格倫保持着密切交流。
同年，穆西克、畢勒&加雷特律師事務工作了13年後，芒格羅伊·託爾斯及另外五名律師一起跳出來，成立了芒格和託爾斯律師事務。
他們招收法律精英，堅持價值主導、堅持經營，並創造了一套民主薪酬系統。
律所為巴菲特提供投資和收購方面法律服務，因此獲得了許多高端客户。
期間芒格洛杉磯地區及勢羣體提供了大量法律援助。
芒格退出了芒格和託爾斯律師事務，因為相信自己需要依靠律師費用生活了。
延伸閱讀…
但他和律所保持着聯繫，他名字掛門上。
我離開法律界並意味着我使用法律武器。
不過我有意願放棄律師身份人服務。
我自己錢來做決定、下賭注。
我認為自己客户懂得多，那什麼我要他方式來處理事情呢？所以做出這個決定一方面是因為我個性，另一方面是因為渴望獲得足以獨立資本。
富蘭克林能做出這麼多貢獻是因為他財務。
查理、沃倫和瑞克·格倫開始買進藍籌印花股票，他們獲得了這家加州零售優惠券公司實際控制權。
和格倫以及巴菲特一起收購藍籌印花是一件大事。
我一生中合夥人水平，有些是頂人才。
我會任何花言巧語人，只和有本事人打交道。
即使巴菲特現在如此出名，人們是低估了他作為合夥人是多麼。
巴菲特、芒格和戈特斯曼成立了一個控股公司，名多元零售公司，意在爭取多樣化業務，是零售業。
巴菲特擁有這家公司80%股份，芒格和戈特斯曼各佔10%。
隨後巴菲特和芒格貸款600萬美元收購了霍克希爾德-科恩百貨公司。
意識到自己錯估了巴爾摩零售業競爭形勢後，巴菲特和芒格迅速採取補救措施，沒有損失價格賣出了這些連鎖商店，並用獲得現金購入了大量低價證券。
幾十年來，這次轉敗為勝收購戰讓我滿意。
芒格參加了巴菲特加州科羅納多組織一場會議。
巴菲特朋友們和一批投資者會上拜會了本·格雷厄姆，並討論當時衰股市。
芒格贊同格雷厄姆基本理論，同時持有自己保留意見。
格雷厄姆提出了安全邊際原則，這個概念過時。
格雷厄姆告訴我們，市場是我們僕人，不是我們老師，這個概念過時。
格雷厄姆提出這兩個概念是投資根基，他寶貴思想中，我們可以學到要保持客觀，不受情緒影響，這是會過時。
我接受了本·格雷厄姆主要思想，但我選擇了適合自己性格特點投資方式，我願意買質地比生意。
查理和沃倫提供資金和法律援助，支持貝洛斯醫生加利福尼亞州高等法院上訴，尋求墮胎合法化變革。
此前貝洛斯因為介紹病人去墮胎診所而被判有罪。
9月，作為羅和韋德案，貝洛斯案獲得了勝利，它是美國曆史上第一次有一家主要法庭判決反墮胎法違反了憲法精神。
法庭以外，芒格持續關心墮胎和人口控制問題，並加入了洛杉磯計劃生育組織董事局。
查理和瑞克獲得了存信基金控制權，其改造新美國基金，並重組董事會，改投資風格價值取向，取得了出色成績。
同年，查理和沃倫通過藍籌印花公司2500萬美元（賬面價值3倍）收購了喜詩糖果，開創了好生意年代。
收購時候高出賬面價值很多，不過是有回報。
我們收購連鎖百貨店霍克希爾德-科恩時候於賬面和清算價值，卻完全沒有效果。
這兩件事加起來幫助我們轉變了投資思路，開始接受優質資產付出價格觀念。
查理和沃倫通過藍籌印花公司收購了西科金融公司——帕薩迪納市一家儲蓄和貸款聯盟母公司。
最初他們買入了8%股份，但西科金融管理層計劃另一家借貸公司——聖巴巴拉財務集團合併，他們認為這於將西科清倉拍賣，完全於西科股東們利益。
一方面繼續購買西科股票，一方面股東們交流，巴菲特和芒格阻止了合併，並其後17美元一股價買下了一部分股份。
因為他們看來，他們行動會引起西科股價下跌，17美元意味着一個公平價格。
到年中，藍籌印花佔有了西科80%股份。
於聖巴巴拉方面狀告，美國證交所西科金融交易存有疑慮，認為「藍籌印花、伯克希爾、巴菲特，或他人聯合……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某些行動，制定詭計、陰謀、欺詐」，並後展開了相應調查。
惠勒和芒格證券公司前8年表現，到了1973年，受挫於表現市場，公司資產縮水了31.9%（道瓊斯工業指數下跌了13.1%），1974年縮水了31.5%（同期道指跌23.1%）。
於是芒格決定和巴菲特一樣，責任合夥人形式為他人管理資產。
前一年獲得了73.2%收益，恢復了元氣情況下，芒格和馬歇爾於1976年初清算了公司——1962年到1975年，公司年均複合回報率是19.8%（同期道指年均複合增只有5%）。
證交所藍籌印花及西科金融調查結束。
儘管巴菲特提供了文件，芒格出庭説作證，但收效甚微。
，證交所指控藍籌印花購買西科金融並不是一項投資，而是阻止西科金融聖巴巴拉財務集團合併，言藍籌印花合併計劃流產後，人地將西科金融股價推高了幾個星期。
此，巴菲特和芒格沒有宣稱無辜，承認犯罪，要求向西科股東支付了11.5萬美元，糾紛得以解決。
芒格5萬年薪藍籌印花擔任主席。
證交所調查使得巴菲特和芒格意識到他們財務關係令人生疑地複雜，於是他們着手進行簡化重組工作。
藍籌印花和多元零售併入伯克希爾，芒格由此得到伯克希爾2%股份，並以5萬年薪擔任董事會副主席。
整個過程鞏固了巴菲特和芒格合夥關係，他們簽署過任何，藉信任地合作。
那後我們有一個結構。
層只有一家公司——伯克希爾。
結構圖下面有點複雜，有些公司是100%持股，有些是80%，有些只是持有筆股票而已。
管理合並後企業我們來説簡很多。
讓我們瞭解自己做什麼，因此有利於實現更佳表現。
芒格通過投資創造了大量財富，而他視力因為急性內障出現了問題。
芒格白內障手術失敗，引發了後遺症，使他喪失了左眼視力。
減輕痛苦，他接受了左眼切除手術，裝上了玻璃眼珠。
同時右眼視力惡化，避免風險，他選擇摘除濛霧晶體，佩戴白內障眼鏡繼續生活。
應痛苦手術時期，芒格開始嘗試閲讀盲文書。
右眼情況，他生活恢復了。
芒格成為西科金融公司董事會主席和總裁，但不領取任何報酬。
於伯克希爾股東會上少言，芒格會西科金融年度股東大會上一個人面現場股東而談。
1997年以前，會議往往選擇帕薩迪納一家裝潢破餐廳裏召開。
芒格和瑞克關閉獲得了鉅額利潤美國基金。
洛杉磯每日期刊集團（即基金此前收購《每日期刊》法律報紙）發行股票，成為公開交易上市公司，芒格擔任公司董事會主席，蓋瑞·薩爾茲曼首席財務官上任總裁。
芒格和巴菲特收購了面臨惡意收購斯科特&菲特澤公司——世界圖書百科全書公司母公司。
這筆投資讓芒格印象，因為他小讀《世界百科全書》。
它是人類智慧呈現，編出這樣一套飽含智慧使用書籍一件事。
芒格公開致信宣佈退出美國儲蓄機構協會，抗議該協會無視行業危機，拒絕合理改革。
西科金融及其下屬互助儲蓄遠離傳統儲貸業務，芒格和巴菲特決定轉而增持房地美的股票。
這項投資幫助西科金融免於遭受其後儲貸行業崩潰影響。
儲貸業務轉型持有房地美的股票並確定準備持有，我們這件事中驗説生命中一些時刻，及時合理地行動，做一些而符合邏輯事情會戲劇性地改變你財政狀況。
一些像這樣顯而易見機會，會降臨那些研究、等待人身上，這些人，喜歡分析牽涉其中多個變量。
然後他需要只是願意全部投入，充分利用以前通過和累積下來所有找得到資源。
伯克希爾吉列、美國航空和冠軍國際投入了13億美元，標誌着伯克希爾成為了全球金融界有力競爭者。
伯克希爾不是一個封閉式基金。
我們喜歡運營公司多過買賣有價證券。
伯克希爾持有很多有價證券，同時有很多大型公司運作業務。
所羅門公司一位債券交易員違規投標國債，導致公司接近破產。
1987年起進入董事會沃倫和查理迅速行動起來，法律顧問羅恩·奧爾森和羅伯特·德漢姆挽救局面。
沃倫接管了所羅門，擔任首席執行官九個月。
儘管時查理年七十，但年齡並沒有影響他這段時期作為。
盧·辛普森回憶，「查理洛杉磯搭飛機過來，一下飛機直接參加羅門會議，提出問題像釘子鋭。
所羅門會議是下午召開，然後第二天早上開另一個。
」他們努力，羅門得到處理是，罰款2.9萬美元，且沒有任何犯罪起訴。
羅門事件中有許多教訓可以學習，其中一點是：發生了問題，層管理人員反應要既迅速徹底。
互助儲蓄放棄自己儲蓄和貸款經營許可證，並清算了大部分資產後，西科金融成為了一家金融控股公司，大部分資產投入到了保險業。
美國航空出現問題，查理和沃倫臨危受命，擔任董事。
因為於應付無止境法律訴訟和經營難題，兩年後兩人雙雙董事會辭職。
他們離開後，美國航空情況開始轉，發佈了航空歷史上一份季報。
我們投資全美航空是個錯誤。
眼看着我們財富蒸發，1.5 億美元沒了，2 億美元沒了，那種感覺。
全美航空這筆投資我們帶來了很多。
航空公司經營槓桿，業績有彈性。
航空業進入了景氣週期，包括全美航空內所有航空公司，業績都出現了強勢反彈。
大家看到了，伯克希爾這筆投資賺錢了。
我們後可不做這樣投資了。
芒格和妻子南希捐贈了750萬美元為哈佛-西湖中學修建芒格科學中心完工，計劃投入啟用。
這座大樓包括12間定做實驗教室、一間會議室以及一個劇院風格禮堂。
芒格參與了建造計劃方方面面，並期望中心中學科學課服務100年。
如果改善科學設施，那麼學校誤人子弟。
出於開市客及其總裁吉姆·辛尼格欣賞，芒格一反自己加入董事會原則，進入了這家總部位於華盛頓倉儲式商店董事會。
格雷澤父親説，要東西賣客户，開市客是這方面典範。
我欣賞開市客價。
另外，開市客擁有匹敵競爭力。
開市客具有生意模式和公司文化，它高管全部是基層幹起來，這家公司不是公司能比。
9月，收購通用保險公司而召開大會上，巴菲特一個紙板做成查理人像和一段查理説「我什麼要補充」錄音出現主席台上。
會上巴菲特六次播放了查理錄音，每次會露出神色。
芒格多次強調西科金融不是迷你版伯克希爾，它會因為規模成長。
使這一點，芒格違反伯克希爾做法，年報中股東計算西科內價值。
西科金融1999年總回報率是19.6%，之前3年總回報率是58.7%，5年總回報率是27.5%。
1999年股價下跌芒格視為「微不足道事情」。
我經歷過很多熊市。
如果你活得夠，有時你會去追趕投資潮流。
芒格花費600萬美元設計建造「海灣貓」號遊艇完工了，這艘大船甲板面積達到了3400平方英尺。
此，巴菲特和瑞克認為，查理終於找到了一艘他能夠駕駛，並且只靠他一個人能弄沉船。
是每一家公司追求。
很多人才打獨鬥時有「結果導向」意識，能一次一次創造業績，而成為主管後發現，驅動「結果導向」完全像一個人奮鬥時那麼。
團隊主管，我踩雷我職業生涯早期沒有什麼領導力，可以説是一個失敗主管。
印象中第一次帶團隊帶了兩個人，這兩個人性格，一個懂事，另一個獨立自主。
懂事是我評價，她聽話，我讓做什麼做什麼，做一分，多做一分。
當年我以為這是好事，但現在，這是有欠缺：主動性和擔當不夠，掃好自己門前雪，其餘聞問，如果醬油瓶歸她管，是倒了會去扶。
另一個成員能幹，績效，做事總挑剔，而且口氣。
每我指出之處，她總能第一時間拋出很多「理直氣壯」藉口，弄得我哭笑不得。
當時我，沒有定力和包容心，無法理解她，會循序引導她，雙方產生了很多分歧，以至於後面我她滿意，而她去找人事經理，説我她「嚴格」。
現在回想起來，不管這個員工素養怎麼樣，當時我功力確不夠。
一個主管應該可以管理和引導任何下屬，能方式激勵方、幫助方成長。
透過職場中累積、歷練，地，遇到任何類型下屬時我能談笑風生地其施加影響，因人而異地溝，給予（不僅是正面）回饋來幫助方成長，達成團隊績效。
其實，我覺得領導力不是一項能力，而是一項綜合能力，是一種高階影響力，領導力並取決於職位，而取決於我們能否宏觀和大局出發看問題。
領導力代表一種思維和責任格局，關鍵於我們能否跳出個人侷限，整體、多面、思路帶領團隊應複雜世界。
領導力是具有前瞻性、引導力、責任心和管理能力綜合，能持續他人賦能，激發每個人潛力，讓大家有表現。
職場中很多團隊高層主管擁有只是管理能力和技巧，很多執行能力員工反而能將領導力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們己視作激勵者、協調人或溝通橋樑，得以地發揮領導力影響力。
人力資源領域有個詞，叫作influence/lead without authority，即沒有權威職位情況下領導力／影響力。
延伸閲讀：職場上哪種個性吃虧？她看清人性本質，切身經歷警世：工作場合該小心1種人國際組織領導力協會（IAOL）高級領導團隊發展專案中，人們嘗試定義「個人領導力框架」，提出領導力包含如下兩層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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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芒格出生於1924年1月1日，距離他100歲生日只有一個月。
而這近100年歲月裏，查理·芒格帶給我們啓示不止於投資，他地我們分享關於普世智慧，引導我們保持學習、增長知識，獲得人生。
今天，讓我們回到芒格本人，一起回望這位跨世紀傳奇人生旅程。
奧馬哈是芒格出生地，成家後他定居加利福尼亞州帕薩迪納。
明尼蘇達州星島是芒格另一個精神上故鄉。
自他祖輩起，芒格大家族會每年夏天來到卡斯湖這座小島上聚，共享家庭時光。
時候芒格有些閲讀障礙，直到他媽媽圖蒂擔負起了教他讀字母重任。
解決了語音問題後，查理開始進入鄧迪小學接受教育，並開始了他持續一生閲讀旅。
小學老師回憶裏，查理那時起開始通過讀各種書（是傳記）來增長自己各方面知識。
這種習慣家庭氛圍開——芒格一家愛閲讀，父母總會書作聖誕禮物送給查理和他兩個妹妹，而孩子們總會聖誕夜書看完了。
芒格説”我記不得第一次讀到本·富蘭克林故事時候是幾歲，不過記得七八歲時候躺牀上看託馬斯·傑斐遜書。
我們全家讀書，並中學習到紀律、知識和自律精神。
“十幾歲時，芒格通過工作賺取零用錢，體會經濟獨立價值。
他巴菲特家雜貨店打工。
巴菲特祖父恩尼斯安排下，他每天要工作12個時，換取2美金報酬，此外要帶2分錢於支付自己社會保險金。
巴菲特家庭小店提供了理想商入門教育。
在那裏你時間無錯地幹活，迫使包括我以及沃倫內年人去尋找鬆職業，發現行業中劣勢雀躍。
芒格中央高中畢業，前往密歇根大學讀數學專業。
課上接觸了物理學後，他愛因斯坦這樣物理學家研究未知事物方法深深吸引了。
只要是有能力學物理人，應該學一學，即使來事工作與物理無關。
學物理能讓我們認識世界，物理學方法要求我們追求事物本質。
現實世界中，學會看透本質，我們能生活得。
探究本質並非朝夕功，有板凳要坐十年精神。
我喜歡這種精神，這是一種持之以恆、達目的罷休精神。
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年初，芒格徵招入伍，加入了美國陸軍空軍兵團一個軍官培養計劃。
149分高分通過部隊統一分級測試後，他普通士兵提升為少尉，派加利福尼亞州帕薩迪納市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進行氣象學培訓。
作為一名猶他州帳篷裏小兵，冰天雪地環境下，我記得和某人説過，我想要一堆孩子、一幢房子、房子裏有很多書，有足夠財富可以過上生活。
芒格哈佛法學院畢業，同屆學生有335人，他是12名畢業生之一。
父親商量後，芒格決定前往加利福尼亞州發展自己事業。
他賴特&加雷特律師事務（後更名為穆西克、畢勒&加雷特律師事務）工作，與妻子和三個孩子——泰迪、莫莉和温蒂——住帕薩迪納市一幢房子裏。
與第一任妻子感情破裂後，芒格大兒子泰迪確診了白血病。
當時，血液病沒有治癒可能。
芒格肩負起治療費用，只能看着自己兒子躺病牀上死去。
每次他走進病房抱泰迪一會後，會跑到外面，街道走哭。
第二年，泰迪去世了。
於失去孩子痛苦，芒格只能交給時間來撫平些許，並且儘量理性來應，繼續接下來人生。
你應該面一些置信悲劇時，因為自己失去信念而讓一個悲劇演變成兩個三個悲劇。
1月，芒格第二任妻子南希·芒格結婚了。
他們之前各自有兩個孩子，這段婚姻裏，他們一起擁有了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
阿爾·馬歇爾描述芒格在家裏狀態：他坐在一張椅子裏，一個孩子爬他肩膀上，另一個拉他手臂，有一個大聲尖叫。
場面一片，不過他並沒有他們出去或是教訓他們，因為他們他構成幹擾。
我興有那麼多孩子。
我不想自吹自擂地説他們是超級巨星，不過我們和他們一起開心。
芒格回到奧馬哈處理父親去世後留下房產，經人介紹認識了當時29歲沃倫·巴菲特。
晚宴上，他們相談，從此成為了投資和人生上終身夥伴。
我背景，怎麼可能錯過一個寧願讀書、考慮雜貨店開展送貨上門服務、可以從任何讀過東西中有所收穫人呢？他可以他祖父留下名《如何運作一家雜貨店以及我瞭解釣魚技巧》這樣手寫稿裏學到有用東西。
芒格開始奧蒂斯·布思事房地產開發和建造，這身律師他而言是行業。
他們投入了10萬美元加州理工學院對面街區建了公寓，後收回了50萬。
後芒格繼續進行開發地產工作，期間經歷了房地產衰退。
，他着手五個項目讓他一共獲得了140萬美元收益。
這是芒格掙到第一個100萬。
生活並不是一個了不起故事，可能像老太婆裹腳布——。
我只知道要想贏得第一，佔得先機，千萬不要。
是有些人只是因為自己爺爺是位律師或法官急急忙忙地和一羣富有經驗人一起去讀哈佛法學院，而我願意加入許多行當。
我涉足某一業務其他人幹得要。
這是什麼呢？答案通過自學來提高修養，這才是行之有效主意。
總來説，房地產是做生意。
巴菲特多次建議下，芒格傑克·惠勒及後來阿爾·馬歇爾一起創辦了位於太平洋證交所惠勒和芒格證券公司，開始專業投資人身份運作別人籌集到資金。
這段時間裏，芒格巴菲特、瑞克·格倫保持着密切交流。
同年，穆西克、畢勒&加雷特律師事務工作了13年後，芒格羅伊·託爾斯及另外五名律師一起跳出來，成立了芒格和託爾斯律師事務。
他們招收法律精英，堅持價值主導、堅持經營，並創造了一套民主薪酬系統。
律所為巴菲特提供投資和收購方面法律服務，因此獲得了許多高端客户。
期間芒格洛杉磯地區及勢羣體提供了大量法律援助。
芒格退出了芒格和託爾斯律師事務，因為相信自己需要依靠律師費用生活了。
但他和律所保持着聯繫，他名字掛門上。
我離開法律界並意味着我使用法律武器。
不過我有意願放棄律師身份人服務。
我自己錢來做決定、下賭注。
我認為自己客户懂得多，那什麼我要他方式來處理事情呢？所以做出這個決定一方面是因為我個性，另一方面是因為渴望獲得足以獨立資本。
富蘭克林能做出這麼多貢獻是因為他財務。
查理、沃倫和瑞克·格倫開始買進藍籌印花股票，他們獲得了這家加州零售優惠券公司實際控制權。
和格倫以及巴菲特一起收購藍籌印花是一件大事。
我一生中合夥人水平，有些是頂人才。
我會任何花言巧語人，只和有本事人打交道。
即使巴菲特現在如此出名，人們是低估了他作為合夥人是多麼。
巴菲特、芒格和戈特斯曼成立了一個控股公司，名多元零售公司，意在爭取多樣化業務，是零售業。
巴菲特擁有這家公司80%股份，芒格和戈特斯曼各佔10%。
隨後巴菲特和芒格貸款600萬美元收購了霍克希爾德-科恩百貨公司。
意識到自己錯估了巴爾摩零售業競爭形勢後，巴菲特和芒格迅速採取補救措施，沒有損失價格賣出了這些連鎖商店，並用獲得現金購入了大量低價證券。
幾十年來，這次轉敗為勝收購戰讓我滿意。
芒格參加了巴菲特加州科羅納多組織一場會議。
巴菲特朋友們和一批投資者會上拜會了本·格雷厄姆，並討論當時衰股市。
芒格贊同格雷厄姆基本理論，同時持有自己保留意見。
格雷厄姆提出了安全邊際原則，這個概念過時。
格雷厄姆告訴我們，市場是我們僕人，不是我們老師，這個概念過時。
格雷厄姆提出這兩個概念是投資根基，他寶貴思想中，我們可以學到要保持客觀，不受情緒影響，這是會過時。
我接受了本·格雷厄姆主要思想，但我選擇了適合自己性格特點投資方式，我願意買質地比生意。
查理和沃倫提供資金和法律援助，支持貝洛斯醫生加利福尼亞州高等法院上訴，尋求墮胎合法化變革。
此前貝洛斯因為介紹病人去墮胎診所而被判有罪。
9月，作為羅和韋德案，貝洛斯案獲得了勝利，它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有一家主要法庭判決反墮胎法違反了憲法精神。
法庭以外，芒格持續關心墮胎和人口控制問題，並加入了洛杉磯計劃生育組織董事局。
查理和瑞克獲得了存信基金控制權，其改造新美國基金，並重組董事會，改投資風格價值取向，取得了出色成績。
同年，查理和沃倫通過藍籌印花公司2500萬美元（賬面價值3倍）收購了喜詩糖果，開創了好生意年代。
收購時候高出賬面價值很多，不過是有回報。
我們收購連鎖百貨店霍克希爾德-科恩時候於賬面和清算價值，卻完全沒有效果。
這兩件事加起來幫助我們轉變了投資思路，開始接受優質資產付出價格觀念。
查理和沃倫通過藍籌印花公司收購了西科金融公司——帕薩迪納市一家儲蓄和貸款聯盟母公司。
最初他們買入了8%股份，但西科金融管理層計劃另一家借貸公司——聖巴巴拉財務集團合併，他們認為這於將西科清倉拍賣，完全於西科股東們利益。
一方面繼續購買西科股票，一方面股東們交流，巴菲特和芒格阻止了合併，並其後17美元一股價買下了一部分股份。
因為他們看來，他們行動會引起西科股價下跌，17美元意味着一個公平價格。
到年中，藍籌印花佔有了西科80%股份。
於聖巴巴拉方面狀告，美國證交所西科金融交易存有疑慮，認為“藍籌印花、伯克希爾、巴菲特，或他人聯合……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某些行動，制定詭計、陰謀、欺詐”，並後展開了相應調查。
惠勒和芒格證券公司前8年表現，到了1973年，受挫於表現市場，公司資產縮水了31.9%（道瓊斯工業指數下跌了13.1%），1974年縮水了31.5%（同期道指跌23.1%）。
於是芒格決定和巴菲特一樣，責任合夥人形式為他人管理資產。
前一年獲得了73.2%收益，恢復了元氣情況下，芒格和馬歇爾於1976年初清算了公司——1962年到1975年，公司年均複合回報率是19.8%（同期道指年均複合增只有5%）。
證交所藍籌印花及西科金融調查結束。
儘管巴菲特提供了文件，芒格出庭説作證，但收效甚微。
，證交所指控藍籌印花購買西科金融並不是一項投資，而是阻止西科金融聖巴巴拉財務集團合併，言藍籌印花合併計劃流產後，人地將西科金融股價推高了幾個星期。
此，巴菲特和芒格沒有宣稱無辜，承認犯罪，要求向西科股東支付了11.5萬美元，糾紛得以解決。
芒格5萬年薪藍籌印花擔任主席。
證交所調查使得巴菲特和芒格意識到他們財務關係令人生疑地複雜，於是他們着手進行簡化重組工作。
藍籌印花和多元零售併入伯克希爾，芒格由此得到伯克希爾2%股份，並以5萬年薪擔任董事會副主席。
整個過程鞏固了巴菲特和芒格合夥關係，他們簽署過任何，藉信任地合作。
那後我們有一個結構。
層只有一家公司——伯克希爾。
結構圖下面有點複雜，有些公司是100%持股，有些是80%，有些只是持有筆股票而已。
管理合併後企業我們來説簡很多。
讓我們瞭解自己做什麼，因此有利於實現更佳表現。
芒格通過投資創造了大量財富，而他視力因為急性內障出現了問題。
芒格白內障手術失敗，引發了後遺症，使他喪失了左眼視力。
減輕痛苦，他接受了左眼切除手術，裝上了玻璃眼珠。
同時右眼視力惡化，避免風險，他選擇摘除濛霧晶體，佩戴白內障眼鏡繼續生活。
應痛苦手術時期，芒格開始嘗試閲讀盲文書。
右眼情況，他生活恢復了。
芒格成為西科金融公司董事會主席和總裁，但不領取任何報酬。
於伯克希爾股東會上少言，芒格會西科金融年度股東大會上一個人面現場股東而談。
1997年以前，會議往往選擇帕薩迪納一家裝潢破餐廳裏召開。
芒格和瑞克關閉獲得了鉅額利潤美國基金。
洛杉磯每日期刊集團（即基金此前收購《每日期刊》法律報紙）發行股票，成為公開交易上市公司，芒格擔任公司董事會主席，蓋瑞·薩爾茲曼首席財務官上任總裁。
芒格和巴菲特收購了面臨惡意收購斯科特&菲特澤公司——世界圖書百科全書公司母公司。
這筆投資讓芒格印象，因為他小讀《世界百科全書》。
它是人類智慧呈現，編出這樣一套飽含智慧使用書籍一件事。
芒格公開致信宣佈退出美國儲蓄機構協會，抗議該協會無視行業危機，拒絕合理改革。
西科金融及其下屬互助儲蓄遠離傳統儲貸業務，芒格和巴菲特決定轉而增持房地美的股票。
這項投資幫助西科金融免於遭受其後儲貸行業崩潰影響。
儲貸業務轉型持有房地美的股票並確定準備持有，我們這件事中驗説生命中一些時刻，及時合理地行動，做一些而符合邏輯事情會戲劇性地改變你財政狀況。
一些像這樣顯而易見機會，會降臨那些研究、等待人身上，這些人，喜歡分析牽涉其中多個變量。
然後他需要只是願意全部投入，充分利用以前通過和累積下來所有找得到資源。
伯克希爾吉列、美國航空和冠軍國際投入了13億美元，標誌着伯克希爾成為了全球金融界有力競爭者。
伯克希爾不是一個封閉式基金。
我們喜歡運營公司多過買賣有價證券。
伯克希爾持有很多有價證券，同時有很多大型公司運作業務。
所羅門公司一位債券交易員違規投標國債，導致公司接近破產。
1987年起進入董事會沃倫和查理迅速行動起來，法律顧問羅恩·奧爾森和羅伯特·德漢姆挽救局面。
沃倫接管了所羅門，擔任首席執行官九個月。
儘管時查理年七十，但年齡並沒有影響他這段時期作為。
盧·辛普森回憶，“查理洛杉磯搭飛機過來，一下飛機直接參加羅門會議，提出問題像釘子鋭。
所羅門會議是下午召開，然後第二天早上開另一個。
”他們努力，羅門得到處理是，罰款2.9萬美元，且沒有任何犯罪起訴。
羅門事件中有許多教訓可以學習，其中一點是：發生了問題，層管理人員反應要既迅速徹底。
互助儲蓄放棄自己儲蓄和貸款經營許可證，並清算了大部分資產後，西科金融成為了一家金融控股公司，大部分資產投入到了保險業。
美國航空出現問題，查理和沃倫臨危受命，擔任董事。
因為於應付無止境法律訴訟和經營難題，兩年後兩人雙雙董事會辭職。
他們離開後，美國航空情況開始轉，發佈了航空歷史上一份季報。
我們投資全美航空是個錯誤。
眼看着我們財富蒸發，1.5 億美元沒了，2 億美元沒了，那種感覺。
全美航空這筆投資我們帶來了很多。
航空公司經營槓桿，業績有彈性。
航空業進入了景氣週期，包括全美航空內所有航空公司，業績都出現了強勢反彈。
大家看到了，伯克希爾這筆投資賺錢了。
我們後可不做這樣投資了。
芒格和妻子南希捐贈了750萬美元為哈佛-西湖中學修建芒格科學中心完工，計劃投入啓。
這座大樓包括12間定做實驗教室、一間會議室以及一個劇院風格禮堂。
芒格參與了建造計劃方方面面，並期望中心中學科學課服務100年。
如果改善科學設施，那麼學校誤人子弟。
出於開市客及其總裁吉姆·辛尼格欣賞，芒格一反自己加入董事會原則，進入了這家總部位於華盛頓倉儲式商店董事會。
格雷澤父親説，要東西賣客户，開市客是這方面典範。
我欣賞開市客價。
另外，開市客擁有匹敵競爭力。
開市客具有生意模式和公司文化，它高管全部是基層幹起來，這家公司不是公司能比。
9月，收購通用保險公司而召開大會上，巴菲特一個紙板做成查理人像和一段查理説“我什麼要補充”錄音出現主席台上。
會上巴菲特六次播放了查理錄音，每次會露出神色。
芒格多次強調西科金融不是迷你版伯克希爾，它會因為規模成長。
使這一點，芒格違反伯克希爾做法，年報中股東計算西科內價值。
西科金融1999年總回報率是19.6%，之前3年總回報率是58.7%，5年總回報率是27.5%。
1999年股價下跌芒格視為“微不足道事情”。
我經歷過很多熊市。
如果你活得夠，有時你會去追趕投資潮流。
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是中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屬特大型國有企業，是中國海上油氣生產商。
公司成立於1982年，總部設北京。
30多年改革發展，中國海油發展成為主業突出、產業鏈、業務遍及40多個國家和地區國際能源公司。
公司形成了油氣勘探開發、工程技術服務、煉化銷售、天然氣及發電、金融服務五大業務板塊，可持續發展能力顯著提升。
2016年，公司《財富》雜誌“世界500企業”排名中位列第109位；《石油情報週刊》雜誌“世界50家石油公司”排名中位列第32位，2014年下降1位。
截至2015年底，公司穆迪評級Aa3，展望；標普評級AA-，展望。
1982年1月30日，國務院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合作開採海洋石油資源條例》。
當年2月15日，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北京正式成立。
“十二五”期間，中國海油累計生產原油3.1億噸，天然氣1015億立方米，進口LNG（液化天然氣）6187萬噸，原油加工量1.5億噸。
公司累計實現營業收入26428億元、利潤總額4689億元，上繳利税費5846億元。
2015年，油氣供應能力創歷史新高，油氣總產量首次突破1億噸油當量大關。
年末公司資產總額達到11623.8億元。
中國海油堅持“科學合理、精幹”用人原則。
截至2015年底，公司用工規模達到11.02萬人。
國務院國資委通報2015年度和第4任期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結果，表彰了第4任期業績考核企業。
中國海油2015年和第4任期經營業績考核結果A級，同時獲得第4任期“業績企業”、“科技創新企業”和“節能減排企業”榮譽稱號。
自國資委2004年實行經營業績考核以來，總公司12年、4個任期考核全部A級。
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是中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屬特大型國有企業，是中國海上油氣生產商。
中國海洋石油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個全方位外開放工業行業。
1982年1月30日，國務院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合作開採海洋石油資源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決定成立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形式授予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中國外合作海區內進行石油勘探、開發、生產和銷售專營權，全面負責外合作開採海洋石油資源業務。
2月15日，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以下簡稱中國海油）北京正式成立。
中國海洋石油工業於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海洋石油勘探始於南海。
1965年後，重點轉移到了中國北方渤海海域。
海洋石油工業開拓初期，使用自制設備，努力，上述兩個海域打出了油氣發現井。
1966年到1972年，渤海海域建造了4座固定式鑽井平台，鑽探井14口，發現了3個含油構造，為海上石油勘探積累了經驗。
1973年後開始設備，國內建造和國外購進了一批自升式鑽井船、三（拖航、起拋錨、供應）工作船和地球物理勘探船，渤海進行勘探、開發試驗。
1973年2月，燃料化學工業部決定成立南海石油勘探籌備處，恢復南海石油勘探。
1978年8月，石油工業部渤海石油勘探業務大港油田劃出，塘沽設立了海洋石油勘探局。
1957年到外合作勘探開發海洋石油以前，中國海洋石油發展20多年創業期間，石油、地質單位南海、渤海、黃海海區進行重力、磁力普查和部分地震普查。
石油工業部所屬單位渤海和南海北部灣、海南島附近海域鑽探井111口，有30口井獲得工業油氣流；渤海開發了3個小型油氣田，累計生產原油100萬噸。
中國海洋石油工業初期創業留下了精神財富和物質基礎，但海洋石油工業臨着發展瓶頸。
投入、高科技、風險行業特點，要求海洋石油工業外開放，實行全方位外合作，吸收資金、引進技術、分散風險。
1982年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成立，標誌着中國海洋石油工業進入了一個發展時期。
成立初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於國務院直屬局級，歸口石油工業部領導，石油工業部副部長秦文彩擔任總經理。
當年3月天津塘沽石油工業部海洋石油勘探局基礎上成立渤海石油公司；6月廣州成立南海東部石油公司，湛江石油工業部南海石油勘探指揮部基礎上成立南海西部石油公司。
7月上海成立南黃海石油公司；這四個下屬地區公司成立後負責各海域油氣勘探開發工作。
1988年7月，石油工業部撤消後能源部行使有關海洋石油外合作政府管理職能。
1996年能源部撤消後，國家計委負責聯繫。
1998年後改由國家經貿委負責聯繫。
總公司成立，經歷了七屆領導班子，前五屆總經理秦文彩、鍾一鳴、王彥、衞留成、傅成玉。
2011年4月8日起，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設立董事會，董事長、總經理分設。
王宜林擔任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董事長，楊華擔任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總經理。
2015年4月起，楊華擔任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董事長；2015年8月起，劉健擔任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