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發展，讓“個性化學習”“深度學習”成為可能，從而大大提升學習質效。
但同時，人工智能具有現有體制顛覆作用。
黃亞生關注教育，是中國教育和創新創業教育。
這場主題“人工智能時代教育升級”會議上，黃亞生發表了《教育核心於創造性思維養成》演講，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黃亞生教授。
黃亞生：美國例，美國大學分為三類：一是研究主綜合性大學，如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二是具有教育規模優勢大學，如很多州立大學；三是所謂教育緻化學院，如威廉姆斯學院。
《21世紀》：教學內容本身，關於大學教育制度有沒有可能技術顛覆？黃亞生：實際上，現在大學供應鏈——準備考試、考試、入學——開始顛覆。
現在很多研究表明，那些GRE標準考試得分學生，他課堂上表現有相關關係，所以現在很多美國大學只是SAT、GRE成績作為參考分。
比如誕生密涅瓦大學，它完全傳統模式去錄取學生。
現在美國大學錄取工作是一個複雜工程，裏面有客觀、主觀各種標準。
涅瓦大學完全拋開這些東西，只看學生考試成績，考試設計考慮考生是否有全面才能，我覺得是個創舉。
《21世紀》：聯想到中國高考制度，是否需要考慮到未來技術衝擊？黃亞生：我覺得高考制度要改革，高考制度有合理性，但應試教育中國成為教育全部，這是可取。
我和事計算機工程研究人聊天時，問他們教育環節中，哪些人工智能所取代？他們回答第一個高考。
5月8日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協議後，以色列與伊朗交替進行了三輪火箭彈空襲行動，英國廣播公司（BBC）隨後刊登題為《以色列伊朗處戰爭臨界點，伊核危機後果開始顯現》文章，表達了中東局勢擔憂。
所以我覺得，高考改革呼籲了這麼多年，這種呼籲到現在是理論上、觀念上，是技術上衝擊。
現在一些高考內容，我覺得沒有意義，來是可以機器學習代替，如果一個學生這些內容感興趣，我覺得他應該去學習，但如果是應試去學習，我覺得考慮這個問題了。
中國來講，不是説要考試取消，而是要考試作教育中一個方面內容，而且佔比例應該。
《21世紀》：那麼你看來，面臨技術顛覆背景下，大學怎樣才能繼續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黃亞生：意義上培養人才和創造知識，大學應該通過破壞性創新和培養顛覆性人才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
美國頂級大學不光培養了計算機工程師、金融分析師，培養了很多破壞性創人才，比如比爾·蓋茨、喬布斯、馬斯克、扎克伯格，這些人才沒有美國大學扼殺。
靈活性是，比如比爾·蓋茨哈佛大學提出要去創業，哈佛大學保留了他學籍，如果創業可以回來。
創業有風險，角度來講是正確，但是社會制度設計上來講，我們應該降低創新和創業風險。
中國大學專業設置是，學某個專業，差不多所有課都和這個專業有關係，我覺得應該打破這種局面，中國大學應該地發展通識教育。
但目前教育制度要求學生17歲時候決定他專業，而且專業有錄取分數線，這個我覺得是。
黃亞生，全球化智庫（CCG）學術委員會專家，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副院長、政治經濟和國際管理教授。
一個任意撕毀協議美國總統，無形中制定了一項規則，那誰可以撕毀協議。
靠恫嚇威壓獲得所謂進展，其岌岌可危和平。
可逆轉和平建立各方協議，多邊權利，以及違反協議者，合乎規則制裁基礎上，而建立協議制定者帶頭違反協議基礎上。
這亞生看G2堅持認為，特朗普是和平威脅，而不是和平締造者理由。
而事實正在印證黃亞生教授預判：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昨天宣佈，以色列軍、警和情報部門轉入高度戒備狀態。
目前，加沙地帶衝突造成數十人死亡。
巴近期關係高度因為特朗普公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並決定美國大使館遷耶路撒冷。
而朝鮮時間今日（16日）凌晨，朝鮮宣佈無限期推遲本應16日舉行韓朝高層會談時間。
直接導火近期進行美韓軍演。
朝方表示這是《板門店宣言》公開挑釁。
目前看來，六月進行美朝會談有可能會受到影響，會取消。
這個時刻，我們邀請大家一起回顧過去半年中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幾篇文章。
全文共2974字，閲讀時6分鐘。
這個觀點形成了下面討論“交往戰略共識。
而5月14日美國正式駐以色列大使館特拉維夫遷至了耶路撒冷，中東地區和平添加了確定因素。
黃亞生教授指出，特朗普目前朝鮮問題上取得一些進展是“誤打誤撞”。
而他現在通過其種種危險決定威脅着世界和平與秩序。
5月14日，特朗普女兒伊萬卡出席了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新館開館典禮，此舉引發了一輪巴以衝突2018新年伊始，黃亞生教授提出了他新年十個期望。
其中第一條不發生核戰爭。
（這是黃教授特朗普勝選後，2017年期望）而黃亞生教授還提出了希望“中、東、和、平”這四個字會一起出現。
如今，我們看到，實現這兩個願望障礙和威脅是特朗普。
如今，巴雙方加沙地帶硝煙再起2016年美國開始，西方民主國家後迎來了政府換屆選舉。
這些選舉見證了右翼極端勢力崛起。
美國特朗普、法國龐勒到匈牙利奧班.維克託、捷克安德烈.巴比什……右翼政治強人獲得了民眾支持。
黃亞生教授指出，近些年來，ISIS首中東極端組織做得一件事情，個別、但曝光率和關注度襲擊事件地煽動起了西方理智，原始宗教力量，這些宗教力量和右翼強人領袖結成鋼鐵聯盟，科學、理智、啓蒙價值宣戰。
2017年12月6日，特朗普正式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並啓動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程序。
英國特里莎梅、法國總統馬特龍、德國總理默克爾發表了意見，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宣稱，美國實質上退出了巴以和平進程。
阿拉伯國家表示，這是美國阿拉伯世界挑釁和侮辱。
12月7日，巴約旦河西岸發生警民衝突。
黃亞生教授指出，特朗普是世界和平威脅。
這篇文章中，黃教授提出了”特朗普多倍定律” ：即如果你認為特朗普有十分，那麼實際上他可能，可以是二十分壞，可能是三十分壞。
特朗普你想象要壞。
2017年12月6日，特朗普正式宣佈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亞生看G2”是黃亞生教授梳理個人觀點，發佈推薦文章塊自留地。
公眾號編協助黃教授進行編輯和維護，希望能藉此建立中國讀者交流平台。
未來，本公號黃教授文章、學術發言、著作文摘，以及一些研究項目階段性進展發在這裏。
黃亞生，全球化智庫（CCG）學術委員會專家，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副院長、政治經濟和國際管理教授。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美國中美關係認識歷了多個階段。
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指出，過去40多年裏，美國政界、商界和學界中美關係認識可以説歷了四個階段：地緣政治共識 （1978-1991）、“交往戰略” 共識（1991-2018）、 貿易戰共識 (2018-2019）和因為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而形成體制衝突共識 (2020- )。
延伸閱讀…
黃亞生教授表示，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而形成體制衝突共識會可預見未來大地影響中美兩國各個層面交往。
全文共4306字，閲讀時8分鐘。
中美關係處一個十分階段。
兩個世界大國這場全球流行公共衞生危機中有選擇合作，而是選擇了兩敗俱傷抗。
這裏有兩點需要指出和強調。
第一，這裏謂“共識”指是美國內部中美關係統一認識，而不是指中美之間達成共識，不是指中國內部中美關係達成識。
第二，所謂“共識”絕不是鐵板一塊，很多時間美國內部是有爭議。
比如“交往戰略”共識小布什（2001-2009）和奧巴馬（2009-2017）時期面臨挑戰和質疑。
中國決定改革開放到蘇聯解體這十幾年裏，中美關係歷了穩步發展。
這期間，美國中國態度可以三點來概括。
第一點是美國選擇了接受中國經濟和政治制度現狀。
1978年12月16日，中美聯合發表《中美建交公報》，宣佈雙方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建交。
與此同時，美國結束台灣政府正式外交關係。
中美的建交表明了美國正式放棄了大陸封鎖和孤立政策（50-60年代），選擇承認和接受中國大陸世界舞台上有着一席之地。
第二點是美國認為美蘇抗環境下，中國具有地緣政治功能。
卡特政府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持有這一觀點代表人物。
布熱津斯基卡特政府內積極推行“聯華制蘇”觀點。
1978年，他撰寫了一份名叫《美國亞洲政策調整》報告，強調通過“積極大膽地發展美中戰略性關係”，還擊蘇聯擴張。
布熱津斯基這個觀點蘇聯侵略阿富汗後成美國華政策指導方針。
布熱津斯基積極推動華軍售，希望可以“技術扶華”抗蘇聯。
卡特政府展開了和中國教育，科技領域合作。
第三點是美國“文革”後中國改革開放有期待。
抗衡蘇聯，布熱津斯基積極推動通過華軍售來“技術扶華”另一個主要論點中國當時正在“告別文革”，華技術扶持可以鼓勵其繼續深化實踐改革開放道路，使其制度上貼近西方國家。
這個觀點形成了下面討論“交往戰略共識。
延伸閱讀…
”蘇聯解體，中美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篇章。
雖然蘇聯解體使得中國美國眼中失去了地緣政治功能，但中國經濟發展是促使美國選擇深入中國合作交流。
1991年到2016這二十多年裏，雖然中美關係多次出現過波折，但兩國關係總體上是方向發展。
於美國來説，支撐這二十多年華方針核心是：“交往戰略” （Engagement Strategy）。
我2018年一篇公眾號文章《》中介紹過“交往戰略”含義。
“交往戰略”認為美國可以通過貿易和投資經濟活動影響中國經濟和體制改革，它和“遏制戰略”質區於它認為美國不應當遏制中國崛起，而應該幫助和積極參與到中國崛起過程中。
美國中國開放市場、接受留學生、鼓勵美國公司中國投資是基於“交往戰略”這個思維模式。
多年來，美國政治、知識和商業精英相信通過和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貿易，通過允許這些國家參與到多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中來，可以推動這些國家熟悉國際貿易規則，推動市場開放。
這個觀點克林頓用來作為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論據，小布什用來作為支持持續中國進行貿易論據。
於美國來説，“交往戰略”肯定有經濟考慮。
但這裏有些細節。
第一，美國是個多元社會，雖然政界、商界和學界可以某個問題達成共識，但是他們達成共識邏輯可以是。
商界考慮多是經濟方面利益，但是政界和學界考慮多是上面提到“交往戰略”體制演化影響和作用。
第二， 所謂“商業利益”是有一個定義和理解。
“交往戰略”共識形成初期，人們“商業利益”普遍理解是進入中國市場帶來利益，而不是通過效率提升—比如降低勞動力成本—帶來利益。
經濟學裏，有兩個概念，一個是擴充帶來增長（Extensive margin growth），一個是經濟內部效率提升帶來增長（Intensive margin growth）。
市場進入應是前者，而降低成本應是後者。
經濟角度，多賺一塊錢（市場進入）和節省一塊錢（降低生產成本）可以説是等同，但是從心理和政治角度，區別。
擴充帶來增長受益者可以是資本可以是勞工，可以雙方收益，但是效率提升主要受益者是資方和高技能勞工。
美國和中國經濟交往獲利主要是效率提升中獲得，這成為了日後美國內部質疑和中國經濟交往一個原因。
美國國內華態度不是只有一種聲音。
“交往戰略”這個共識美國內部質疑一方面是因為美國獲利認為不是雙贏：資方獲利是建立勞方失利前提下。
“交往戰略”這二十幾年裏，中國獲得商業利益，主要是經濟內部效率提升帶來，一個是通過低成本勞動力，有一個是通過全球供應鏈分工，但不是市場進入帶來銷售擴充。
這種提升帶來一個負面影響加速了美國和鏽帶製造業衰退。
對“交往戰略”另一個質疑是時間推移，中國內部並沒有發生交往戰略預期體制改革，而且有相反方向發展種種跡象。
2014年我和幾位學者一道奧巴馬進行過一次交談，他當時“交往戰略”幾個假設提出了各種質疑。
特朗普2016年上台後，美國政府基本上放棄了“交往戰略”，但是美國商界和學界整體放棄“交往戰略”是2018年上半年，是因為中國國內體制變化。
美國改變是貿易領域。
美國開始轉而尋求手段來要求中國遵守其期望貿易規則。
這裏有一個前提：美國決策者認為中國內生法制可以幫助中國實現它加入WTO時做承諾，而靠外部壓力。
這是貿易戰共識基本假設。
我《》中談到，這後面有層因素，包括代表美國鷹派崛起特朗普，但推動因素是中國自己這幾年國內經濟體制和政治發展。
美國放棄“交往戰略”不是因為中國經濟崛起本身。
“交往戰略”沒有排斥中國經濟發展，它關心是經濟發展會不會影響經濟和體制發展。
“貿易戰的共識”前提它否定經濟交往會帶來任何中國經濟和體制發展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