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曆（藏語：ལོ་ཐོ་，威利轉寫：lo-tho），藏族傳統曆法，屬陰陽合曆，是藏族物候歷、印度時輪歷和漢族曆法混合體。藏曆中五行、七曜元素為藏族自7世紀起漢族曆法中引入，而11世紀印度引進時輪歷後，藏曆以時輪歷主體，漢族曆法輔助，18世紀漢地引入時憲曆於推算日食和月食。
藏曆紀年60年週期，稱“繞迥”，於干支紀年“甲子”，藏曆五行、陰陽表示天干，十二生肖表示地支，如藏曆陽木馬年於干支紀年甲午年。藏曆紀月法序數命名“霍爾月”，四季各分孟、仲、季十二分法以外，有源自印度“望宿月”。日期安排上，藏曆而朔，即月為十五日，而新月是初一。藏曆紀日法，太陽日外，有“太陰日”算法，通過太陽日太陰日日序配合產生“重日”和“缺日”，由此形成月和月，月30天，月29天。藏曆通過增加一個月閏月來調節朔望月迴歸年，方法為時輪歷規則每65年一個閏周，置24個閏月；同時藏曆遵循漢族曆法中“無中氣月置閏”原則。
1951年，西藏開始使用公曆，藏曆主要於指導農牧生產和慶祝傳統節日[1]。歷史上，藏曆每年曆書由拉薩的門孜康負責編制，現在西藏自治區藏醫院天文歷算研究所機構負責編制，藏族氣象曆書仍具有指導農牧業生產、預報氣象作用，流行於西藏、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省藏區和不丹、印度、尼泊爾鄰近國家。
藏曆包含藏族本民族傳統成分中，物候歷有特色。物候歷是指藏族先民通過對日月星辰和動植物物候變化，總結出來歷。而且於各地環境，生活當地先民關注物候對象有，如地處喜馬拉雅山東南腳下珞門氣候温暖濕潤，人們善於觀察禽鳥去來和植物生長；青藏高原北部牧區羌塘，牧民們善於通過觀察星光和雲團變化預測近期天氣；半牧區崗卓，人們善於觀察山巒江湖變化；阿里地區苯象，人們善於觀察日月運行；昌都登巴，人們善於觀察水文。藏族先民對上述物候原始觀測千百年積累，進一步歸納規律性詞句，寫入曆書之中[2]:13-14。
阿里地區象雄文明，敦巴辛饒及其弟子工澤垂傑、工澤垂布瓊創造虎豹鵬龍圖案、象雄語星宿名稱西藏天文歷算中流傳[3]。相傳，吐蕃第一代藏王聶赤贊普時期，藏族先民有“觀象授時”習慣，通過對物候觀測，確定各地農耕牧作時機。到公元前100年左右，山南地區誕生了《紡織老人月算》[a]，太陽運行軌跡創造了推算年月日方法。《雍仲本教源流大全》中收錄有一種名為“象雄人口算”曆法，其中出現了夏至和冬至兩個節氣，並一年共365天分若干階段[5]:50[6]。史料記載，公元前2世紀左右，青藏高原上出現了12位智慧苯教徒，其中有專門事“卜卦佔算”算者[7]。
吐蕃時期，西藏與中原、西域、克什米爾、印度、尼泊爾地文化交流增多，周邊地區歷算學知識傳入西藏[8]。五行、五曜、八卦、九宮、七曜、十二生肖、二十八星宿概念傳入吐蕃，並融入到藏族傳統物候歷中[6]。據《琉璃》所傳，早在囊日論贊時期已有漢地歷算知識傳入吐蕃[9]。當時吐蕃沒有文宇，這些知識沒有得到傳播[10]。公元641年，唐朝與吐蕃聯姻，文成公主入藏，為吐蕃帶來了多部天文星算書籍[11]，藏文史書《漢藏史集》記載有占卜歷算書籍六十種，《瑪尼寶訓》記載有五行圖經八十部，《賢者喜宴》記載有占筮歷算法八十部[9]。其後，松贊乾布選派了益西格瓦、卓尼頓瓦人到漢地學習天文歷算知識。赤松德贊時期，寂護大師、蓮花生大師地術傳入吐蕃，同時藏族天文歷算開始藏醫學結合，藏醫大師玉妥雲丹貢布於公元763年林芝建立藏醫學校，傳授醫學知識同時教授天文歷算知識[3]。
9世紀，吐蕃王朝崩潰，包括歷算學內西藏文化進入發展滯緩階段。10世紀，佛教西藏弘傳，歷算學得以發展[11]。印度時輪歷源自《時輪經》第一品《外時輪品》，屬於天文歷算範疇[5]:46。1027年，《時輪經》傳譯進入西藏，時輪歷開始流傳，並成為西藏曆法體系主要組成部分[11]。
時輪歷傳入藏地後，受藏族地區行政上長期分裂以及寺院獨立性影響，各地所用藏曆並非完全相同，形成了諸多派別。公元13世紀15世紀上半葉，薩迦派佔優勢，代表人物有薩迦三祖扎巴堅贊、五祖八思巴。其後直到今日，是浦派（ཕུག་ལུགས་，phug lugs）佔優勢。該派藏曆典籍《白蓮親教》（1447年）作者浦巴·倫珠嘉措（德語：Phugpa Lhündrub Gyatsho）（ཕུག་པ་ལྷུན་གྲུབ་རྒྱ་མཚོ，phug pa lhun grub rgya mtsho）而得名，第司桑傑嘉措歷算著作《琉璃》（1687年）界，分為浦派和新浦派。浦派藏地官方曆書採，但完全取代其他派別，如在噶舉派地區流行楚爾派（མཚུར་ལུགས་，mtshur lugs），該派得名於楚布寺。浦派中有一個支派，名甘丹新算派，松巴·益西班覺所著《甘丹新算》（དགེ་ལྡན་རྩིས་གསར་མ་བུ་，dge ldan rtsis gsar ma bu）而得名。浦派、楚爾派和甘丹新算派屬於體系派。[2]:21-22,238[13]:3,9,10
引入時輪歷和繞迥之前，藏族曆法有紀元，紀年採用易懂、12年一循環生肖紀年[2]:29,33。例如《吐蕃大事紀年》所記650年763年百餘年間大事，只用十二生肖紀年[18]。出土民間購買契約文書顯示，9世紀時吐蕃無論是官方或是民間採用生肖紀年法。生肖紀年基礎上添加陰陽五行相配60年一循環紀年法，只在兩處藏漢雙語（英語：Bilingual inscription）文獻中出現，其一即拉薩唐蕃會盟碑。這種做法可能是雙語文本中，為追求兩種文字內容“”而臨時性地模仿漢地干支[19]。
藏族史書追述繞迥紀元（1027年）之前歷史時，使用火空海紀元。火（མེ་，me）、空（མཁའ་，mkha’）、海（རྒྱ་མཚོ་，rgya mtsho）藏語中數字3、0、4，藏語使用書寫數字時寫低位寫高位，因此“火空海”指是數字403。該紀年法公元624年元年，1026年總計四百零三年，故而得名。藏地信史時期基本火空海元年後，故這種紀年法足夠使用[12]:127,277[20]。如喇欽·貢巴饒賽生於公元952年，即記為火空海紀元329年[21]。
釋迦紀元是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誕生或年零年紀元方法，歷史上藏文文獻於受宗教影響常使用這種方法紀年，但紀年有諸多，如薩迦派認為佛滅於公元前2134年，浦派認為佛誕於公元前961年，有著作漢文史書算法認為佛誕於公元前1027年，有的認為佛滅於公元前554年[2]:27。蒙古受到藏曆應影響，如《蒙古源流》記載吐蕃贊普松贊乾布出生於“前戊子紀年以來，歷二千七百五十年，歲次丁丑”，這裏“戊子紀年”薩迦派算法，從公元前2134年（丁亥年）佛祖圓寂後次年（公元前2133年，戊子年）開始計算[17][22]。
夏迦紀元（ཤྰཀའི་འདས་ལོ，sh’aka’i ‘das lo）公元78年元年，即南亞、東南亞塞迦紀年。夏迦紀元藏地主要於“甜頭算”（ཀར་མྱང་གི་རྩིས་，kar myang gi rtsis），一種尼泊爾傳來卜算法[12]:276。
藏曆屬陽合曆，月相變化週期置月，每年12個月，閏年13個月[1]。藏曆常用紀月方式是漢地經蒙古傳入霍爾月（ཧོར་ཟླ，蒙古月），每月月圓（望）為十五日，寅月正月，各月以序數稱呼“一月”（ཟླ་བ་དང་པོ་ 或 ཟླ ༡）、“二月”（ཟླ་བ་གཉིས་པ་ 或 ཟླ ༢）[2]:38。
源自古代印度時輪歷系統紀月法是二十七宿名字作為月份名稱，既以月時，“望”時，處在二十七宿哪一宿或其附近而命名，因此稱為“望宿月”。玄奘《大唐西域記》中“星建，標月名，古今，諸部無訛”説“望宿月”紀月法。望宿月以望日開始，每個月相於農曆十六日到下一個月十五日。望宿月角宿月、氐宿月、心宿月、箕宿月、牛宿月、室宿月、婁宿月、昴宿月、觜宿月、鬼宿月、星宿月、翼宿月十二個月名循環使用[17]。
吐蕃時期，藏族先民開始使用生肖紀月。時輪歷望宿月月引入後，藏曆月份雖使用生肖命名，但月序改為以角宿月，龍月開始；霍爾月引入後，月序改為虎月開始，但傳統的曆法推算並改變，因此傳統曆書往往霍爾月三月開始[11]。
於朔望月是29.5天，並非整數，因此藏曆其他陰陽合曆及陰曆一，區分大小月，月30天，月29天。農曆月缺三十日，藏曆通過“重日”和“缺日”來調節每月天數[1]。
儘管藏曆霍爾月閏月計算和大小月確定保持了時輪歷算法，但每個月是漢族曆法做法月圓望日放在月中，而非時輪歷原本以望日月末後一天。農曆朔日月首初一，望日可能十五日或十六日，藏曆望日為十五日，因此初一可能是朔日或朔日第二天[2]:38-40。
“重日”（ཞག་ལྷག་，zhag chad）和“缺日”（ཞག་ཆད་，zhag lhag）概念源自時輪歷。一個月中重日和缺日多少或者有無直接決定了該月三十天月是二十九天月。一個月中缺日可能存在一個、兩個或者沒有，而重日數量會多於缺日。既沒有重日沒有缺日月份稱為“吉祥月”[2]:44。
重日和缺日是以太陽日和太陰日關係來定。太陽日一晝夜，時間。太陰日（英語：Tithi）是朔望月1/30，指月亮運行一週弧度1/30所需時間。每一個日，月亮軌道上運行同樣弧度。每一個日開始/結束時月相是，新月瞬間第1個太陰日開始時，月瞬間第15個太陰日結束時。於月球軌道橢圓形，運行速度勻，導致每個日實際一，最短約0.9個太陽日（21.6時），最長約1.066個太陽日（25.6時），加上太陰日起止時刻可能落一晝夜間任何時刻，所以可能出現下面兩種情況：一個太陽日之中沒有任何太陰日開始/結束（某個日於24時，開始於某個太陽結束時，結束於第三個太陽開始時），一個太陽日序；或一個太陽日之中有兩次日開始/結束（某個日於24時，開始於某個太陽開始時，結束於同一個太陽結束時），缺一個太陽日序。太陰日是一個朔望月30天，。[2]:24-26,44-45[23]。
印度古代一個朔望月分為兩段，望到朔稱“黑分”，朔到望稱“白分”，一日十五日紀日。印度時輪歷以黑分居前，月圓後第一日月首，即《大唐西域記》中説“黑前白後，合為一月”，而藏曆則改分作一個月前半段[2]:39-40。序數紀日外，藏歷時輪歷有用“喜”（དགའ་，dga’）、“善”（བཟང་，bzang，或譯為“賢”）、“勝”（རྒྱལ་，rgyal）、“空”（སྟོང་，stong）和“滿”（རྫོགས་，rdzogs）五字輪流紀日方法，白分、黑分各自經歷三輪。因此，藏曆某月第24天例，可記為黑分第九天或黑分第二個“空”日。[2]:47-48
藏族歷史上使用過以十二生肖紀日方法。單數月第一天虎日，雙數月第一天猴日，兩個月循環一次。如蒙文《俺答汗傳》中記載，“火吉祥母兔年庫胡列兒月（十二月）三十日牛日聖俺答汗生於博坦哈屯”，採用藏曆生肖紀日，雙數月三十日即為牛日。
藏曆生肖紀日漢族干支紀日看似相近，實際上大不相同。藏曆生肖紀日所記是太陰日，太陽日對應時會或或缺，有可能。漢族干支紀日中，五個寅日之間相隔60個晝夜（太陽日）；藏曆生肖紀日中，五個虎日之間相隔兩個朔望月（60個太陰日），不管這兩個月有幾天。[2]:48-49[22]
藏族使用全球通星期制度，每七天一星期（གཟའ，gza’）。七曜是火、水、木、金、土五星和日、月合稱，七曜紀日辦法可能是古代迦勒底人創造，可能是源自於兩河流域美索達米亞平原，閃族中傳播，後猶太人和波斯人接受，傳入中國、印度地。七曜紀日做法是每天日、月、火、水、木、金、土名稱順序命名，各曜名稱七天一個週期循環使用[24]。
今年春節，你肯定可以看見許多兔子圖案，這些圖案中兔子體態飽滿，人畜無害，誰看了要稱讚一句可愛。
其實，中國、日本、韓國亞洲國家農曆“兔年”而慶祝時，過農曆新年越南，是唯一一個歡度“貓年”國家。
有傳言説，這是源於意料之外誤傳（漢語“卯兔”中“卯”與越南語“貓”發音相近）。有人指出，坐擁大片平原中國，身處叢林之中越南，對兔子熟悉乃至喜愛程度，顯然不如我們老祖宗們。
中國傳統文化中，兔子並不是萌萌小白兔，它影響力確實於貓。神話傳説中，兔子扮演了許多十分角色。
讀完這篇推文，你會兔有一個認識。
這樣一種兔子形象，其原型毫無疑問是家兔，因此“兔年”翻譯成“Year of Rabbit”而非“Year of Hare”（野兔年）。然而十二生肖有記載時候，名列其中兔子其如此。
對古人來説，兔子讓人印象特點既不是“”不是“可愛”，而是繁殖能力強，是奔跑能力——因為他們生活中接觸到不是家兔，而是野兔。
《龜兔賽跑》故事人所共知，但寓言中什麼要兔子設定烏龜對手？因為其奔跑速，烏龜恰是兩個極端， 歐洲野兔（Lepus sinensis）奔跑時速可高達72公里。雖然現在《龜兔賽跑》故事各種版本無一例外地將兔子畫成馴化家兔。但實際上，這個故事出自伊索寓言，古希臘所指“兔”可以肯定是野兔。
有些歐洲語言裏能地看到這一痕跡：英語“hare”有兩個基本含義，一是名詞“野兔”，二是作動詞，指“奔跑、飛奔”。該詞詞源是原始印歐語*khas-（灰色），因為野兔毛色灰色主，這是它們野外環境下隱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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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國人兔子印象是如此。像“兔起鶻落”“動如脱兔”這樣成語，是形容動作。讀過《三國演義》人，可能一點：關羽胯下那匹神駿無比寶馬，什麼要叫“赤兔”？“赤兔”相傳是一種瑞獸，但之所以用來命名駿馬，原因：古人眼裏，野兔是奔跑動物，因而從“兔”衍生出“飛奔”含義。試想一下，普通馬時速20公里，達到40公里駿馬了（所謂“日行千里，夜行八百”，時速這個水平），這上全速奔跑野兔。
歷史語言學者周及徐發現：“上古漢語中，駿稱‘兔’。”《呂氏春秋·離俗》：“飛兔、要褭，古之駿馬。”誘注：“飛兔、要褭，皆馬名。日行萬裏，馳若兔之飛，因以名。”這裏“兔”，其“奔跑迅速”意，假借動物“兔”。
古音來源，“逸”“虎”（於菟），得名於“飛奔”，周及徐得出結論是：
“良兔”“赤兔”非“兔良者”“兔赤者”，“飛兔”亦非“兔飛者”。它們意義是“跑者”“赤色跑者”“飛跑者”。
兩漢時起，月亮中開始出現一隻兔子，後來演變成搗藥玉兔，是嫦娥懷抱小白兔形象出現。 但實際上，歷史早期，玉兔推想起來應該是一隻野兔。所謂“烏飛兔走”“烏踆兔走”這樣成語表明，當時月亮裏兔子是陽裏三烏應而言，而“兔走”本身隱喻着時光流逝，否則解釋得。
現在考古出土材料，十二生肖先秦時代出現，兔子也已名列其中，奔跑迅速野兔當時人們生活中什麼能扮演角色？
這當時貴族田獵生活是分不開，因為和農民，貴族需要狩獵中操練軍事技能，這項活動集軍事演習、體育和娛樂於一身，繁殖力強、奔跑迅速野兔是見獵物之一。細想一下明白，像“狡兔三窟”這樣成語，所指是野外打洞野兔。打獵貴族會留意到野兔這種習性，因此，當時人們才不時以此來取譬。
Francisco Goya, The Quail Shoot, 1775。/Wiki
野兔、野雞、狐狸，基本上是貴族射獵主要對象，所以“雉兔”“狐兔”連稱，這才有“兔死狐悲”成語。《孟子·梁惠王下》：“文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焉，雉兔者焉，。”説，周文王宮苑，誰想要去打獵野雞、野兔，能進去。 前642年，狄人攻滅衞國，“圍菟圃”，這地方很可能是衞國族平日狩獵禁苑。晚西漢初年，梁孝王宮苑叫“兔園”。
因為帶獵犬射獵野兔是常有事，所以《戰國策·楚策四》中才説“見兔而顧犬，晚”，這類似於現説“不見兔子撒鷹”。這種逐兔遊獵經歷，上層人物來説是娛樂，所以秦丞相李斯臨刑前夕兒子説：“吾若復牽犬俱出上蔡東門狡兔，！”（《史記·李斯列傳》）
先秦時代有一狡兔“東郭逡（㕙）”，説奔跑迅速、靈敏。《戰國策·齊策三》載淳于髡講故事説：“韓子盧者，天下疾犬；東郭逡者，海內狡兔。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這一故事人知，西漢劉向《新序·雜事》借宋玉言：“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㕙，蓋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而走五百里，使而指屬，雖韓盧不及眾兔塵，若躡跡而縱緤，雖東郭㕙不能離。”
這一逐獵場景後來於隱喻秦國吞併山東六國。《戰國策·秦策三》載范雎對秦昭王説：“秦卒勇，車騎多，諸侯，譬若放韓盧而逐蹇兔。” 現在我們知道“逐鹿”是指爭霸，實際上，古語“逐兔”喻指爭奪帝位，如《後漢書·袁紹傳》：“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貪者悉止，分定故。”《三國演義》第六十回：“益州天府之國，非治亂主不可居。今劉季玉不能賢，此屬他人。今日自付將軍，不可錯失。豈不聞‘逐兔得’説乎？將軍領取，某效死。”無論是“逐兔”還是“逐鹿”，都源於打獵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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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帝國建立時，論功行賞，一些功臣認披執鋭、戰功，不服蕭何只是“徒持文墨議論”而佔高位，漢高祖劉邦反問：“你們知道打獵道理嗎？”他打獵作為比方説，“追殺獸兔者狗，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蕭何出謀劃策像後者，是“功人”，而他們這些人起到作用接近獵狗，是“功狗”。 這番話可見一點：當時這些君臣，打獵場景熟悉。所謂“狡兔死，走狗烹”道理，人人懂。
，我們能回答另一個問題了：那個作為奔跑迅速象徵兔子形象，為何人淡忘了？因為我們現在離了古代那種追逐獵兔社會文化環境。
農業文明興起，是鐵製農具規模應，使得土地開墾達到了前所未有規模。1970年代北方平整土地運動有助於我們理解那時發生了什麼：“這些運動，改變了古老田野原始面貌：荒地開墾了，池塘填平了，佈田間百年老樹伐倒，木草叢生墳丘搬掉。田地和，給世代繁衍其間鳥獸，帶來了滅頂危機。野兔絕跡了，鷹消失了蹤影。”
野兔因為喜歡打洞，農田來説其是害獸，農田開墾一步步壓縮了野兔生存環境，繁殖，不起濫捕濫殺，一些地方當時賣兔者很多，乃至“積兔滿市”（《呂氏春秋·慎勢篇》）。 地處中原宋國，早在戰國後“無雉兔鮒魚”“無長木”（《戰國策·宋衞策》），西漢時“曹衞梁宋，採棺轉屍”（《鹽鐵論》卷一），做棺材木料缺乏。“守株待兔”故事出現宋國，想來不是，一個田土盡闢地方，野兔本來很少，去努力，卻指望，這會看作愚不可及笑料。
反過來，農業文明視角來説，野兔出沒可不是什麼好事。東晉末年，“民間園圃生蒿棘，狐兔遊聚”（晉王嘉《拾遺記》卷九）。因為荊棘灌木叢中才適合大量野兔、野雞和狐狸生存，但農民看到這景象可不會覺得這是絕佳狩獵場，而是會田園。
因此，大體上，漢帝國形成大一統天下後，狩獵文化衰落了。帝王沉迷於巡狩視為“徒事爭遊戲樂”，司馬相如《上林賦》譴責皇帝“忘國家政，貪雉兔獲，則仁者”。相比起土地產出，這些獵物實在價值並。晉張華《博物志》卷一説到“西北之人食陸畜”，“食陸畜者，狸兔鼠雀以為珍味，不覺其”，這話反過來理解，意味着兔肉其實有點羶味，“東南人”是吃不慣。
歐洲，貴族打獵往往不是獵物本身，考慮到投入時間、精力和金錢，獵物價值實在得可憐。 奧匈帝國王儲弗朗茨·斐迪南是一名獵手，獵殺超過3000頭牡鹿，“自己為捕捉野兔技巧做出改進：助獵者呈梨形編隊，將所有野兔驅趕到他所在方向，讓他可以費力地其他獵手收穫多獵物”，他不是野兔拿來賣錢。
英國大多數郡直到18世紀中葉流行獵狐，因為狐狸具有“優勢：見；正式認定成害獸，所以任何人能殺死它且不受懲罰（沒有罪）；具有迅速、、耐力出色特點”。這些特點和野兔相似，狐狸雖然皮毛有用，但不可食用，奧斯卡·王爾德因此嘲弄：“英國鄉紳攆着狐狸策馬飛奔——沒法兒誇人全力以赴地追捕沒法兒吃東西。”
實用主義中國人實無法理解獵兔有什麼意義，因此從中古後，獵兔成為一種邊緣化活動，比如草原遊牧民族中：“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射狐兔：用為食。”（《史記·匈奴列傳》）唐代胡化河北範陽，有一位秀才盧霈“生年二十，未知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球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鬥事”。
北宋初年，遼降將室種抱怨洛陽城郊“園林水竹交絡翳塞，使盡去，斯可以擊兔伐狐”，當時視為笑談，但可見武人眼裏，“擊兔伐狐”才是人生樂。南宋時有一些武人不時以此樂，陸遊入蜀，襄陽道上遇到數十騎軍人郊外打獵，“獲狐兔，系鞍上，割草而飲”。
狩獵文化衰落後，直至隋唐時期中國人才開始飼養家兔，此時兔子是獵物，而是獲得其皮毛或肉食，例如製作兔毫筆。很地，此時人們注意到不是兔子奔跑迅速，而是毛色潔白了，一如北宋詩人歐陽修在詩作中寫，“君家白鶴白雪毛，我家白兔白玉毫”。
到今天，兔子大眾心目中形象單一化，但如果你在意生態保護，可能會喜歡上野兔。如梭羅《瓦爾登湖》中説：“不管發生怎麼樣革命，兔子和鷓鴣可以永存，像土生土長人。不能維持一隻兔子生活田野是無比。”
散文家葦岸問及自己喜歡三種動物是什麼，他列出了麻雀、野兔和毛驢，因為他説， “我喜歡、色彩動物，而愛、顏色土地貼近動物”。是這樣，野兔其實我們普通人。
[1]世人普遍覺得兔子。“不論俄羅斯人，還是中國人，或者阿穆爾土著，‘兔子’這個詞奚落那些、於恐懼而做出種種蠢事人。”[蘇]弗·克·阿爾謝尼耶夫《烏蘇裏莽林中——烏蘇裏山區歷記，1902-1906年錫霍特山區考察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62頁。老撾民間故事《芒果嚇壞了兔子》中，兔子芒果樹下休息，芒果掉下碰到糖棕樹葉子，兔子，兔子以為大地要翻轉，引起老鼠、鹿、野牛、老虎、大象連鎖，直至獅子。見張良民編《老撾民間故事》，遼寧少年兒童出版社，2012年，第169頁。藏族童話“咕咚”類似。這些故事裏，兔子是感知到，且反應過度形象。
[2]原作“赤菟”，見《後漢書》卷七五呂布傳：“布常御良馬，號曰赤菟，能馳城飛塹。”
[3]徐堅《初學記》卷二九“兔第十二”引《瑞應圖》稱“赤兔者瑞獸，王者盛德”，《唐六典》卷四：“上瑞，謂三角獸、白狼、赤羆、赤熊，赤、赤兔、九尾狐、白狐、玄狐、白鹿、獐、白兕、玄鶴、赤烏，青烏、三烏、赤蔫、赤雀、比目魚、甘露、廟生祥木、福草、禮草、萍實、大貝、白玉赤文、紫玉、玉羊、玉龜、玉牟、玉英、玉璜、黃銀、金藤、珊瑚鈎、駭雞犀、戴通璧、玉琉璃、雞趣璧之類，上瑞。”《新唐書》卷四六百官制：“凡景雲、慶雲大瑞，其名物六十有四；白狼、赤兔上瑞，其名物三十有八；蒼烏、朱雁中瑞，其名物三十有二；嘉禾、芝草、木連理下瑞，其名物十四。”
[4]周及徐《“於菟”“菟”同族詞及其同源詞》，載氏著《歷史語言學論文集》，巴蜀書社，2003年，第87-88頁
[5]“飛兔”後來成了典故之一，如漢應瑒《馳射賦》：“羣駿籠茸於衡首，鹹腰褭與飛菟。”《文選·陳琳》：“譬若飛兔、流星，超山越海。”李周翰注：“飛兔、流星，神駿。”宋王安石《次韻舍弟遇子固憶少述》：“飛兔聞追騕褭，太阿恨失龍泉。”明趙震元《李公師祭袁石■（袁可立子）憲副》：“姻締世，此推文苑卧龍；狎主雞盟，彼驚詞壇飛兔。”